《春秋经》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拉开春秋大幕的故事。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左传》自作解题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史官用字的精微,蕴涵一字褒贬的书写之法,被美誉为“春秋笔法”。这场从庄公出生一直到战胜了弟弟段及其母氏力量,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宫廷内斗,被浓缩在隐公元年之中。《春秋经》仅仅载录了九个字“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因其精彩的人物塑造及其寓褒贬于叙事的写作风格,受到了历代选家的推崇。从《古文观止》到近来通行教材,比如《历代文学作品选》《古代汉语》等也都选了这一名篇。自唐宋以来,“文章点评学”日兴,它自然也成了名家评点的对象。近代学者吴闿生有《左传微》就是一种代表性成果。在读书、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名篇文本中尚有几处细节并不为前贤所评说,特为此文略作分析。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一个“初”字( “初”载于《说文解字》,曰:“始也。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可见,“初”是裁缝工作的经验积累而生发出来的“开始”的抽象义。《说文解字》又说:“基,墙始也。从土其声。”段注说:“墙始者,本义也。引申之为凡始之称。”段说,是。这里的“其”是盛土工具“箕”的初文。可见,“基”是建筑工作得到的经验。还有“始[胎]”“头”“足”“权舆”等表示“开始”义,今暂不展开。总之,经典用字极为古远,品读起来极有文化内涵),可见史官开讲这段故事的气定神闲。如果要翻译成现代汉语,它好像在说:哥俩的这场大战还是要从头开始说起,那一年英武帅气的武公娶到了申国的女子,等等。我们也可以模仿说书人的口吻,把这个“初”字的味道翻译出来:“话说当年,郑武公娶了申国的漂亮女子”云云。我们可以想象一群弟子围坐在经师身边听这段故事的样子来。其文简,其意丰,《左传》文字艺术就表现在这些细节上。
细心的我们还发现:这个“初”字又见于故事的结尾处(“母子如初”),两个“初”字一前一后形成了一种呼应。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史家笔法的“故意为之”呢。我们不必刻意去考证它,就去慢慢体会这两个“初”字形成的文本张力吧。庄公步步为营,终于置弟弟段于不义,终于成功地收拾了弟弟及其他们的母亲,并发下毒誓。这场宫廷大戏终于可以胜利落幕了。可是,道德家出现了,狗尾续貂式地平添了一个“纯孝”的结尾,消解了郑庄公作为政治家的冷酷、阴险与不仁。这让我们很是不爽。还好《左传》叙事的细节还是让我们看到了文本叙事的尴尬,道德家说教的不诚。真的要谢谢封人颍考叔的妙计( 姑且相信颍考叔是主动,不是被动的去帮助庄公。这中间没有其他诸如政治等因素的介入),“既而悔之”[“既而悔之”是个熟词,《左传》多用。比如又见《桓公十年》。这里要说的是:庄公是真的内心愧悔,还是迫于舆论压力呢,还是要摆一个“以孝治国”的政治姿态呢。古书阙如,留给了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老子》所云“六亲不和有孝慈”之说的内涵也在这个想象空间里呈现出来了。“既而悔之”吴闿生《左传微》点评曰:“转出波澜。”其说或可参。(见《左传微》,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7页)]的庄公终于和母亲完成了“黄泉相见”,当然是其乐融融。可是,接下来文本记录的四个字“母子如初”是那么让读者感到不舒服。我们不禁要问:这对母子又如何回到过去呢,“如哪个初呢”?故事显示:庄公一出生就惊吓了母亲。其母更是任性,干脆给新生儿取名字叫“寤生”(难产儿,从黄生说。)好不容易长大,登基之后还要和弟弟段在王位上赛跑,“母子如初”成了一种刺目的美丽结局。这就好像鲁迅《呐喊自序》说的添在墓头上的“花环”。
《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更早的类似表述见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儒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游文于六经之中”,它是古典的传承者。孔子晚年手订五经,就是在文献增删改等整理过程中把儒家的观念渗透到文本中去的。这就是“微言”[《汉书·艺文志》说:“孔子没,微言绝。”本文认为:这里的“微言”(师古注说:“隐语”)即是孔子在整理五经过程中寄寓在古典文本之中的精微之言],这就是“春秋笔法”,所谓经也。左氏传述《春秋》就把蕴育在经文中的大义转述出来,即所谓传也。古训有“传,转也”之说。孔子建立起来的种种文化观念诸如“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等等,都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比如“疏不破注”就是“述而不作”的一种表达。可以说,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传古”工作保证了中国古典文献的系统而完整得以代代传承,这或是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内因之一。
如何实现儒家“明教化”的功能呢,在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看来,最为重要的办法就是要确保一个稳定的家国伦理秩序,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从这个意义上看,《论语》等典籍所录孔子要恢复周礼的努力,可以理解为对这种礼乐文明所代表的家国伦理秩序井然的迷恋。“不复梦周公”“克己复礼”等说法,也可以在这个视域中获得确解)。所以,“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左传》在叙事之中,不断地渗透儒家意志,来贯彻它的教化功能。“既而悔之”“母子如初”、最后“君子曰”,以及引《诗》,等等,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意志渗入的印记。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儒家的良苦用心。这些“用心”痕迹让我们看到了从史官作“春秋”到左氏述“左传”这个过程中儒家意志的“如影随形”。比如,我们再看看本文儒家对《诗》的征引细节。文章最后引《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微》录范彦殊评点说:“不容其弟,反以锡类称之,正深刺之也。”范氏评论,极是。“君子曰”是《左传》的一大重要体例特征,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借助“君子”之口进行道德等评论。对于“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场“君不君臣不臣”(兄不兄弟不弟)的一场“历史”故事,“君子”又该如何评论呢?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可以“君子曰”的评论,正如“母子如初”一样,又一次消解了史官记录“事实”的批判力量,而归入了“温柔敦厚”为特征的道德教化。值得一说的是,历代选家都省略了因为这场大战“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滑取廪延”等等记录。又《隐公二年》专门记录了“郑人伐卫”讨公孙滑之乱这件事情。这是历代文选所不录的,可以说,这是《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的重要“尾巴”,不可不深察也。这个“滑”正是“共叔段之子”。这些后續故事同“颍考叔”“施及庄公”“孝子不匮”等文本细节构成一种张力,更彰显了庄公的“阴险”“不慈”,也可以见出“儒家意志”在这个名篇中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说,道家等批评儒家多立足于是。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22496)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7ZDA241)子课题负责人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文学院 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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