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仇家

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那么首先要考察《金瓶梅》和王世贞的关系。《金瓶梅》事实上影射王世贞一家三代，乃至太仓王氏家族，态度极不友好。因此《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仇家。作者同时又是严嵩的仇家，二者交集，现有若干作者嫌疑人中，徐渭最符合条件。

本文以《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本”）和《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下简称“绣像本”）为基础材料。《金瓶梅》是两个版本的合称。本文关于《金瓶梅》的任何判断，都是指两个版本共同具有的性质。

梅节先生指出“词话本”中存在三处硬证据，分别是：

1. 第五十二回中四月二十一日庚戌、二十三日壬子切合嘉靖四十年（1561）干支。

2. 第五十九到八十回官哥儿、李瓶儿、西门庆三大丧礼日期切合隆庆五年、六年（1571、1572）干支。

3. 第六十八回“南河南徙”发生于万历五年（1577）。

（梅节《〈金瓶梅〉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7年7月）

词话本稿本构思写作于明朝嘉靖晚期到万历初期，可见是合乎实际的。

许建平先生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许建平《王世贞和〈金瓶梅〉的著作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江苏太仓人）确实是嘉靖晚期到万历初期文坛上呼风唤雨的领袖人物。这个论断也是完全合理的。

受到两位前辈的启发，笔者斗胆提出了一个问题：《金瓶梅》的作者究竟和王世贞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这恐怕也是考证《金瓶梅》作者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金瓶梅》这样震撼文坛的巨著，很难想象不和文坛盟主王世贞发生任何联系。

笔者通过对词话本和绣像本进行认真考察，发现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贞乃至太仓王氏家族的内容，态度极不友好。

两个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现了一个倒霉的兵部尚书王黼，因为保卫京师不力，致使敌军深入，被言官弹劾，五月下狱受审，被宋徽宗亲自判决，秋后斩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1507—1560，字民应）恰好就是这样死的，死后也恰好被追封为兵部尚书。王世贞和亲友，极其忌讳此事。他们绝对不会在小说里面这样直通通记录“兵部王尚书”的可悲命运。

两个版本第六十五回欢迎六黄太尉的山东官僚行列中，出现了两个例外人物，他俩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实历史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进士。一个是“右布政陈四箴”，现据黄霖先生考证，是影射万历十七年（1589）冒死上谏的大理寺官员雒于仁（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一个是“青州府王士奇”，据笔者考证是影射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和他的长子王士骐。（全亮《〈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补证》中《〈金瓶梅〉中明朝正德嘉靖时期进士表》，上海大学硕士论文）“青州兵备副使”是王世贞外放的第一个官职，任职时间是嘉靖三十五年到三十八年（1556—1559）。因此“王青州”当时是王世贞的雅号。书中同时出现的黄甲、凌云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南直隶省试举人，王世贞恰恰在这一科。而王世贞和《金瓶梅》中先后出现的凌云翼、狄斯彬、曹禾、黄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

王士骐是万历十年（1582）南直隶省试解元，十七年（1589）进士，当年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青州府王士奇”影射“王青州”王世贞、王士骐父子，不仅是一箭双雕，还颇有嘲讽意味。“王世贞”谐音“王世珍”，“王士骐”谐音“王士奇”。“青州府王士奇”将二者合在一起，讽刺王世贞给儿子起的名字像亲兄弟一样。

两个版本中西门庆官商事业的继承人张二官名叫“张懋德”，王世贞的亲弟弟王二官名叫“王世懋”（1536—1588，字敬美），一个堂哥名叫“王世德”（1509—1578，字求美）。“张懋德”原来也是一箭双雕。

张懋德在《金瓶梅》里面是个什么人物呢？原来是老流氓张大户（强奸过潘金莲）的侄子。据第六十八回郑爱月讲，长得很丑，麻脸蛋，眯缝眼，就是有钱，成天嫖妓，和西门庆明争暗斗。西门庆死后，张懋德抢了西门庆的官帽和生意，娶了西门庆的二老婆李娇儿，收了西门庆的歌童春鸿，帮闲应伯爵也成天为他服务，还差点娶了潘金莲。总之，这个人和西门大官人差不多一路货色，区别就是西门庆长得很帅，张懋德长得很丑。

张二官取名“张懋德”，这显然是从侧面在攻击王世贞。

两个版本中提到男宠，就往往和王世贞的家乡苏州府扯上了关系。

西门府第一个男宠书童，外号“小张松”，是苏州府常熟县人，后来叛逃回了老家。

西门府的另一个男宠王经，虽然是“山东清河县”本地人，但好歹也姓王。

第三十六回西门府请来唱海盐戏的苏州戏子，名字也很暧昧，叫什么“苟子孝”“袁琰”“周顺”“胡慥”。他们和“好男风”的蔡状元、安进士玩得火热。

据丁朗先生考证，“苟子孝”谐音“沟子小”。而“袁琰”諧音“圆眼”，“胡慥”谐音“胡操”，这都不是什么好词。

剩下的“周顺”也大有来历。嘉靖年间河南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赵康王朱厚煜（1498—1560）的心腹太监名叫“周顺”，本来是北直隶常山（今河北正定）人（安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周顺墓”http：//www.ayx.gov.cn/93/index.asp），在《金瓶梅》里面不知怎么成了苏州戏子。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山东济南人）和王世贞排挤谢榛（1499—1579，字茂秦，山东临清人）的时候，李攀龙含沙射影骂谢榛是朱厚煜的男宠（周潇《谢榛与李攀龙绝交始末辨析》，《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李攀龙和谢榛是山东老乡，大概是投鼠忌器，所以就轮到王世贞的老家苏州府倒霉了。作者把“周顺”这个名字夹在里面，也许是想为谢榛洗白。

作者把“苏州”和“男宠”扯在一起，看来也是为了贬低王世贞。

“绣像本”敌视王世贞，进一步升了级。第一回中应伯爵说“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这句话看似是应伯爵自我解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明显是影射李攀龙、王世贞因为少年显贵而排斥老诗人谢榛的丑行。当时文人一看这句话，就大概明白讽刺的是谁。

嘉靖三十三年（1554）王世贞、李攀龙将老诗人谢榛逐出“后七子”之列，是当年文坛轰动一时的大事。起初，谢榛因为善于写诗，并且有扎实的诗歌理论，嘉靖二十六年（1547）又行侠仗义救了卢楠，受到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的推崇，加上年纪最大，成为诗社的骨干。后来，王世贞、李攀龙在官场上渐渐发达，在文坛也声名鹊起，终于和谢榛绝交，将他赶出了诗社。李攀龙骂谢榛是年老失宠的男妓，王世贞骂谢榛两个眼睛都应该挖掉（谢榛自幼一目失明），为什么不撒泡尿自己照照等等，言语都很恶毒。后来王世贞虽然没有和谢榛彻底断交，但是提到谢榛，往往视之为奴仆、门客（许建平《〈临清州志〉与〈金瓶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九辑）。

所以“绣像本”里面应伯爵的这句话，还是有深刻的含义的。

“绣像本”第三十回回目“蔡太师擅恩锡爵”，明显犯了“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的名字。正如王世贞是太仓王氏文坛的领袖，王锡爵是太仓王氏政坛的领袖。万历十二年（1584）王锡爵入阁，后官至首辅，三十年间，位高权重。他帮助王世贞补官升官，帮助王忬封赠（凌微年《王锡爵与王世贞的交游行谊》，《太仓日报》，2010年4月21日）。在绣像本改定者看来，这都是“蔡太师擅恩”。

为什么“锡爵”是故意影射王锡爵呢？绣像本里面表示“赏赐”，一般都写作“赐”，什么“知县在厅上赐了三杯酒”（第一回），什么“自古长者赐，少者不敢辞”（第六十七回），什么“特赐金茎露一杯”（第七十二回）。而且蔡京给西门庆、来保、吴典恩是直接封官，也不是赏给爵位。

这个回目偏偏用“锡”这个古字，存心把首辅王锡爵和奸相蔡京类比，一点儿也不客气。王世贞晚年在王锡爵帮助下咸鱼翻身，看来是绣像本改定者极其厌恶的一件事。

这个影射也有助于判断“绣像本”稿本的修改时间。王世贞因为王锡爵推荐而被重新起用、王忬死后得到“兵部尚书”的封赠，都是发生在万历十五年（1587）。“绣像本”稿本这个回目应该是万历十五年之后改定的。

“绣像本”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对联：“乔木风霜古，山河带砺新。”“乔木风霜古”这句诗来自明朝名臣杨士奇（杨士奇《题枯木竹石》，《东里集续集》卷五十五）。王世贞曾经抄袭此句，作对联“乔木风霜古，渔樵日月私”（王世贞《李南雄而进》，《弇州四部稿》卷三十一）。

王招宣府的祖爷名叫王景崇，历史上还真有两个。唐末有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到他儿子王镕的时候，被灭族。后汉有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也被灭族。王三官名叫王寀，北宋末年确实有一个风流公子王寀，争宠失败，被宋徽宗杀了（

全亮《〈金瓶梅〉作者徐渭说补证》中《〈金瓶梅〉中北宋真实人物表》）。《金瓶梅》里面败家子王三官的父亲王逸轩早死，母亲在家里和别人偷情，老婆在家上吊了两三次，自己还认贼作父，拜西门庆为干爹。潘金莲还是王招宣府培养出来的。现在把这句诗挂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对王世贞的讽刺可谓毒辣。

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里去了？王世貞在家里算“王大官”，王世懋在家里算“王二官”，正好拉来凑数。这可能是作者的心思。

单单“山河带砺新”这半副对联，也比王世贞半通不通的“渔樵日月私”强多了。作者在这里，恐怕也想在文学上把王世贞比下去。

“绣像本”第九十三回败家子“陈敬济”当了道士，取名“陈宗美”，成了师兄的娈童。这里面又有门道。

“词话本”里面是“陈经济”，这个名字已经很不错了，讽刺他既不能经世济民，也不能养活自己。那绣像本为什么要改成“陈敬济”呢？

原来这个改动，又是针对王世贞家族的。王世芳（1503—1563），字济美，是王世贞的堂兄。王世懋，字敬美。又是一个一箭双雕！王世贞，字元美。王世贞堂兄弟的字里面，都带一个“美”字。“宗美”二字，恰如其分。

“陈敬济”改名“陈宗美”，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把王世贞的堂兄弟们骂了一个遍。

综合上面八条，可见“词话本”的作者确实是王世贞的仇家，攻击王世贞一家三代。“绣像本”的改定者对王世贞的仇恨有增无减，打击面进一步放大，把李攀龙、王锡爵都牵连进去了。两个版本中一箭双雕的攻击手法，也极其相似。两个版本里面的时间点，也是交叉出现的。如果笔者没有看错的话，他俩就是一个人。

结合明朝沈德符等人的记载，作者既是严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贞的仇家。二者交集，现有若干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1521—1593，字文长，浙江绍兴人）符合条件，这和明朝袁中道所说的“绍兴老儒”也是正好合拍的。

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初步回答一系列有关《金瓶梅》的疑难问题。

为什么袁宏道极力推崇《金瓶梅》和徐渭，大力贬低王世贞？因为是徐渭作《金瓶梅》。《金瓶梅》某种意义上成为公安派反对后七子复古主义的一件武器。

为什么直到1596年左右，《金瓶梅》才有了传世的消息？因为《金瓶梅》攻击的是同时代的文坛领袖和政坛领袖，在作者生前是不敢公开的。

为什么董其昌一边盛赞《金瓶梅》，一边嚷嚷要烧了这本书？因为他和太仓王氏关系亲密，打断骨头连着筋。

为什么直到1617年左右，《金瓶梅词话》才能出版？因为只要退休首辅王锡爵还活着，就恐怕没有出版商敢在老虎头上搔痒痒。

王世贞是苏州（古代吴国首都）人，徐渭是绍兴（古代越国首都）人。两人一个是庙堂文学的盟主，一个是江湖文学的豪侠，刀光剑影，针锋相对，在激烈争斗中竟然诞生了《金瓶梅》这样苦大仇深的巨著，所以笔者用一句话概括全文——“吴越争霸成世仇”。

可能有人要说，“王世贞的仇家作《金瓶梅》”这个结论，对坚持“王世贞作《金瓶梅》”或者“王世贞门人作《金瓶梅》”的学者未免太残酷了。但是笔者认为，徐渭和王世贞，也是相反相成的一对矛盾。《金瓶梅》某种意义上也是被王世贞及其门人逼出来的。对王世贞及其门人的研究越深入，对徐渭的研究就越深入，对研究《金瓶梅》就越有好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