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世人品味魏晋名士风流的途径，是通过南朝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而获得的，它也因此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明人胡应麟赞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鲁迅称之为“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事实上，早于《世说新语》成书六七十年的东晋裴启编撰的《语林》，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名士教科书，它在记录魏晋名士风度方面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对《世说新语》的成书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由于《语林》在隋唐之际便亡佚了，以致人们忽略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 裴启与《语林》的盛行
《语林》的作者——裴启，在史书中没有关于他的传记，仅有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南朝宋代檀道鸾《续晋阳秋》提供了零星的记载，我们也只是对其生平略知一二。《世说新语·文学》第90则云：
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
在《世说新语》中只是说《语林》的作者是“裴郎”，没有明确指出是裴启。《世说新语》问世后大约六十余年，刘孝标（462—521）为《世说新语》作注，引裴启《语林》中的故事，表明了《语林》的作者是裴启。《世说新语·任诞》第43则刘孝标注云：
裴启《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云云。”
刘孝标又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指出《语林》的作者是裴启。《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刘孝标注云：
《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语林》是一部描写魏晋名士言谈举止、嘉言懿行的志人小说，此书在东晋时曾大为流行，名重一时。
关于《语林》的作者似乎还存在一些疑问，刘孝标也没有完全确定，《世说新语·文学》第90则刘孝标注云：
《裴氏家传》曰：裴荣字荣期，河东人。父穉，丰城令。荣期少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撰《语林》数卷，号曰《裴子》。檀道鸾谓裴松之，以为启作《语林》，荣傥别名启乎？
《裴氏家传》认为裴荣撰写了《语林》，从其性格来说，“有风姿才气，好论古今人物”，似乎也适合撰写《语林》，这里的裴荣与裴启是否为一人，不能确定。两人的共同之处，除了姓氏以外，籍贯也是相同的，都是“河东人”，刘孝标说：“荣傥别名启乎？”他姑且提出了疑问。不过，后世文献（《隋书·经籍志》《说郛》《玉函山房辑佚书》《古小说钩沉》等）都是把裴启作为《语林》的作者。
关于裴启的社会身份，《隋书·经籍志》云：“《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隋书》说他是一名“处士”，何谓“处士”？颜师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一》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李贤注《后汉书·刘宽传》曰：“处士，有道艺而在家者。”处士是有一定才华，但是未仕或不仕的人。裴启是一名处士，这也是史书没有裴启传记的原因之一。
简言之，《语林》是东晋隆和年间（362—363）处士裴启撰写的一部描写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说，曾一度很受欢迎，并且比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早六七十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名士教科书。
二、 《语林》与魏晋风度
何谓名士，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读。“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后汉书·方术传论》）。魏晋时期的名士沿袭了东汉名士的特点，并发扬光大。魏晋之际，名士特立独行、清峻洒脱，表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举止不凡的风度，他们言词高妙、旷达不羁、精神超俗、不拘小节、鄙视世俗，为后世所景仰，因此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最早有意识地把这种魏晋风度记录下来的，不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而是东晋裴启的《语林》。
魏晋名士喜爱饮酒，他们也并不是单纯饮酒，而是将饮酒与人生体验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发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感慨。例如《语林》云：
王大叹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酒自引人入胜耳。”（《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八）
王仲祖酒酣起舞，刘真长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北堂书钞》卷一百七）
刘伶，字伯伦，饮酒一石，至酲，复饮五斗，其妻责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当断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莫可听。”（《艺文类聚》卷七十二）
一些名士饮酒时不注意礼节，只是一味追求一时的快乐或麻醉，刘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当然，名士们热衷于饮酒，甚至于沉湎，并不完全是为了喜好，有时也是为了逃避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而借酒浇愁，表面上他们放纵、洒脱，内心却又常常十分苦闷。宋人评价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事故。”（叶梦德《石林诗话》卷下）饮酒是一种放纵，也是一种解脱，他们通过酒来麻醉自己，以逃避这个无力改变的社會现实。
名士的行为方式也往往异乎寻常，例如《语林》云：
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既作驴鸣，宾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世说新语·伤逝》第3则刘孝标注）
再如《语林》云：
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乐其母。（《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九）
“作驴鸣”，对于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而言，是有所顾忌的，但是魏晋名士并不受此拘束，表现了他们的标新立异与特立独行。
魏晋名士注重潇洒的仪表、优雅的气质，社会上也十分倾慕。《语林》云：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世说新语·仇隙》第7则刘孝标注）
王右军目杜弘冶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九）
有的名士注重语言的表达艺术，有时令人忍俊不忍，有时使人思绪万千，例如《语林》云：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州门外。须臾，周侯已醉，著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车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见遥过，去行数步，复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量地。”（《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一）
顾和在丞相府门前抓虱子，安然自若，周顗指着顾和的胸脯问道：这里面装着些什么？顾和依然捉虱不辍，从容不迫地答道：这里面是最难捉摸的地方。这一问一答，似有所指，又耐人寻味，令人回味无穷。魏晋名士没有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却表现了他们的恬淡、从容与幽默。
通过《语林》的佚文，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的风度，使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魏晋时代。《语林》本来可以与《世说新语》相媲美，但是由于它后来亡佚了，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魏晋风度确实是有赖于《世说新语》而得以传承。
三、 谢安与《语林》
东晋裴启在撰写《语林》时，描写了许多当时名士们的嘉行轶事。记载当时的人或事，有可能得到当事人的褒獎，也有可能开罪于当事人，《语林》在流行时，其内容得罪了大名士谢安，遭到了致命一击。《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云：
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其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
《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云：
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而有人于谢坐叙其黄公酒垆，司徒王珣为之赋，谢公加以与王不平，乃云：君遂复作裴郎学！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语林》中记载了一些谢安的言语，当事人谢安予以了否认，他之所以否定《语林》，一般认为是“记谢安语不实，为安所诋，书遂废”（《中国小说史略》）。事实上，《语林》关于谢安的记载并没有不实之处，谢安否定《语林》是因为裴启赞扬了与谢安反目成仇的王珣。不过，毕竟谢安是大名士，讲究自己的身份，他没有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压制《语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这显然指《语林》记载的内容不实，而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受社会认可的。因此，其负面效应很快显示出来，《语林》受到社会的鄙视。对于这件事的真相当时人无从查证，但从社会影响力来看，人们更倾向相信谢安，而不是裴启。《语林》很快由被社会推崇转向被社会排斥，并在隋朝时便散佚了。
四、 《语林》与《世说新语》
《语林》与《世说新语》颇有渊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相同，叙事方式相似，它们都是以名士为描写对象，都是通过简短的语言描写名士们的言谈举止。二是《世说新语》吸收了许多《语林》中的内容，清人马国翰在辑佚《语林》时云：“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
我们通过与周楞伽辑佚《裴启语林》作对比，《语林》有82则故事与《世说新语》中的故事相同或相似，占现存《语林》185则的44%，也就是说，《语林》中接近一半的故事被《世说新语》所吸收或借鉴。毫无疑问，《语林》是《世说新语》成书的最重要的故事来源。例如《语林》云：
王经，少处贫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语之：“汝本寒家儿，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经不能止，后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流涕辞母曰：“恨昔不从敕，以致今日。”母无戚容，谓曰：“汝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何负哉！”（《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一）
《世说新语·贤媛》第10则云：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语林》与《世说新语》关于王经及其母亲的故事的记载一致，仅有个别字的差异，而且未见其他书籍记载，这则故事当为《世说新语》摘录于《语林》。所以，在阅读《语林》中的故事时，给我们的印象是许多都是似曾相识，这是因为《世说新语》摘录了许多《语林》中的故事。
《语林》更多的是裴启的原创，更接近第一手资料，而《世说新语》基本上属于“纂缉旧文，非由自造”（《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因而更能凸显《语林》的价值。作为最早的一部魏晋名士教科书，《语林》也是研究魏晋时期政治、社会、文化、风俗等的重要资料，这是不应被忽视的。
五、 《语林》与唐宋类书
类书是采辑若干古代典籍中相关事物的记载，将其依类或按韵编排，以备检索文章辞藻、掌故事实等，兼具“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双重性质，它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散佚之书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存《语林》中佚文的唐宋类书主要有《初学记》《艺文类聚》《白氏六帖事类集》《六帖新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续谈助》等，其中以《太平御览》为最多，共165条。还有一些故事是《语林》独有的，也就是《郭子》《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均未记载，因此文学价值颇高，例如《语林》：
王右军少尝患癫，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恶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癫，何预盛德事耶？”（《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六）
再如《语林》：
桓宣武性俭，着故裤，上马不调。裤败，五形遂露。（《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六）
虽然通过唐宋时期的类书，《语林》的面貌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语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同一则故事，唐宋类书之间的记载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异较大，“邓艾口吃”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
1 邓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为云‘艾艾’，终是几艾？”答曰：“譬如凤兮凤兮，故作一凤耳。”（《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
2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太平广记》卷二）
《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成书于同一时期，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即使如此，它们记载了同样来源于《语林》的故事也有差异。關于“邓艾口吃”的故事，戏言“‘艾艾’，终是几艾”的是宣王司马懿，还是文王司马昭，两书记载是不同的。而陈寿《三国志·邓艾传》中，并未记载究竟是宣王还是文王，究竟孰是孰非，并不能确定。
同一部类书，在引用同一故事时，也有一定的差异，例如：
1 《语林》曰：何平叔，美姿仪而绝白。魏文帝疑其中捋，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太平御览》卷二十一）
2 《语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美姿仪，帝每疑其傅粉，后夏月赐以汤饼，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四）
3 《语林》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赐汤饼，令晏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转白。（《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五）
4 《语林》曰：何平叔，面绝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日唤与热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时帝始信之。（《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
另外，《语林》中的故事，很多被稍晚于它的《世说新语》吸收，相比较而言，《语林》原创的成分更多一些，而《世说新语》多为“纂缉旧文，非由自造”。这也正是《语林》的珍贵之处。
六、 《语林》的亡佚与辑佚
唐初《隋书·经籍志》首次著录《语林》，但宣称这部书已经亡佚，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再无著录，因此，在修撰《隋书·经籍志》的唐代初年就已散佚。
不过，后人又通过辑佚的方法，《语林》得到了部分恢复，虽属吉光片羽，但弥足珍贵，从中我们依稀可以见到魏晋小说的面貌以及魏晋风度。元末明初陶宗仪在《说郛》中辑得《裴启语林》一卷，共21则。清人马国翰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唐宋类书中辑得152则，收入其《玉翰山房辑佚书》。鲁迅在1909年秋至1911年底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散佚了的魏晋六朝小说，辑录共36种，近8万字，命名《古小说钩沉》，其中裴启《语林》共180则；今人周楞伽在前人的基础上，共辑得佚文185则，此书命名《裴启语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为目前最完备的《语林》辑本。
对于《语林》的辑佚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这些佚文，对于窥探东晋志人小说有重要意义。但是，辑佚很难做到涸泽而渔，即使能做到涸泽而渔也很难做到准确无误，散布在各种类书中的条目也大都经过了增删，甚至有的面目全非，因此，对待《语林》的佚文需要有一个审慎的态度。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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