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大意知何似？应似春来草自青

雪泥鸿爪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诗人的敏感之心往往暗合一种宗教精神，二十六岁的青年苏轼写的这首诗就充满了深沉的禅意玄思，与佛教的世界观冥合。嘉祐元年，苏轼与弟苏辙（子由）进京应试，至河南，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宿于奉闲僧处，与子由题诗壁上。五年多后，苏轼赴凤翔做官，重过渑池，而老僧奉闲已死，骨灰葬入新塔；墙壁残破，不见旧日所题之诗。短短数年之间，人亡物迁，抚今追昔，诗人陡然产生出强烈的人生空漠无常之感。人生为何？人生不过是一次无目的的旅行，像飞鸿一样飘忽无定。所到之处，或许会如雪地上的孤鸿那样留下指爪痕，但一切转瞬即逝，不可久存，天地茫茫，孤鸿任意西东，难寻归宿。老僧新塔，坏壁旧题，往日崎岖，在诗人看来，都是泥上指爪，只不过或存或亡罢了。往事如斯，前程可卜，无非如飞鸿踏雪泥一般来去无定，行踪缥缈。

“雪泥鸿爪”这一著名的比喻，显示出诗人对人生际遇的偶然性有深沉的了悟，禅意盎然。所以清人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三注称此诗前四句暗用《传灯录》天衣义怀禅师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异类中行。”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三则认为查氏之注“诬罔已极”，因为“凡此类诗，皆性灵所发，实以禅语，则诗为糟粕。句非语录，况公是时并未闻语录乎”。王氏之说虽然雄辩，但据当今学者考证，苏轼早在进京应试之前，就已受家庭影响，接触过佛教。而在佛经中，“空中鸟迹”是很常用的意象之一，比喻空无虚幻或缥缈难久。如《华严经·宝玉如来性起品》：“譬如鸟飞虚空，经千百年，所游行处不可度量，未游行处亦不可量。”又如《天圣广灯录》卷二十二鼎州德山惠远禅师颂：“雪霁长空，迥野飞鸿。段云片片，向西向东。”都隐然可见“雪泥鸿爪”之喻的原型。查氏之注，并非“诬罔”，只是所引禅典不够贴切而已。其实，禅语往往既生动形象又富有哲理，兼之诗人慧心领悟，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何“糟粕”之有？

此外，苏轼这首诗在语言的运用上也与禅宗公案相通，即用具象语言回答抽象问题。云门宗创始人文偃禅师有一则著名的公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文偃答：“春来草自青。”（《景德传灯录》卷十九）问与答之间就可视为一种隐喻关系。苏轼的诗句与之如出一辙，如“人生到处知何似”两句，完全可以改写成禅宗公案的形式——僧问：“如何是人生到处？”苏答：“飞鸿踏雪泥。”正如我们可以把文偃的公案改写成苏诗句式一样——“佛法大意知何似？应似春来草自青。”由此可见，苏诗和禅宗言句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物。

指上琴声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轼《琴诗》）

苏轼这首诗写于贬官黄州期间，是为题沈君琴而作。而他在《与彦正判官书》中又将此诗称作偈，抄录赠与僧人纪公。无论是诗是偈，这首七言的韵文暗寓的佛理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首诗中，苏轼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琴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是产生于琴上，但是无指头拨弄的琴为什么不响？如果说是产生于指头，但是为什么在指头上听不到声音？苏轼这一充满机智的提问，实际上涉及到佛教所说的因缘问题。佛教认为，世上万有（现象界）皆非实有，一切事物皆产生于因缘。譬如这琴声，既不在琴上，也不在指上，原本是空无一物的。所以《苏轼诗集》卷四十七《补编》冯注此诗云：“《楞严经》：‘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又，偈云：‘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二缘离，是则常真实。’此诗宗旨，大约本此。”琴声产生于琴与手指相接触的那一瞬间，也就是说，琴声因妙音与妙指之间的因缘而发。一旦琴与手指分离，琴声自然就会消失。如果悟得这个道理，就知道世上万有无非依因缘而生灭，总是虚妄，皆非实相。

这首《琴诗》，使我们想起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中的诗句：“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水声也是由水与石的因缘而生，雷转山惊的本质是空无。事实上，苏轼的禅悟很可能来自韦应物诗的启发，如苏轼有《送郑户曹》诗云：“山水自相激，夜声转风雷。”又有《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诗云：“石中无声水亦静，云何解转空山雷？”就都是暗用韦诗之意。

不过，这首《琴诗》的意义已超越了佛理。时贤谈艺，或举此诗以阐明美的产生乃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或引此诗证明艺术神品产生于主（指）客（琴）和谐、身与物化的那一瞬间，虽未理解本诗的禅学背景，然而郢书燕说，倒也未尝无益。

翠盖红妆

百疴从中来，悟罢本谁病？

西风将小雨，凉入居士径。

苦竹绕莲塘，自悦鱼鸟性。

红妆倚翠盖，不点禅心净。（黄庭坚《又答斌老病癒遣闷》之一）

北宋诗人黄庭坚生活在禅宗文化氛围极浓的洪州分宁县，从小耳濡目染，接触到佛理禅机，在十七八岁时他就写下了“万壑秋声别，千江月体同”（《次韵十九叔父台源》）这样阐述万法平等观念的诗句。到了晚年，经历过世事的坎坷，他的禅学修养更深，心如秋江之月，澄澈宁静。这首诗写于贬谪戎州（今四川宜宾）之时，其时黄庭坚身染沉疴，而烦恼不起，最终以清心静虑战胜疾病。

按照佛学“万法唯心”“境由心生”的观点，人的疾病皆是由人的心而产生的。本来五蕴皆非，四大皆空，人体的物质形式都是虚妄相，疾病又何处扎根呢？所以“百疴从中来，悟罢本谁病”，参透此理，就知道所谓疾病无非是心的幻觉。只要心念之间消除了颠倒妄想，百病自然痊癒。“西风将小雨”二句，不仅是自然界的暑热被西风夹着小雨驱除殆尽的外在现象，而且也是悟罢的诗人——“居士”战胜疾病烦恼后的内在感觉的象征。“凉入居士径”之“凉”既是“心随境寂”，也可以说是“境因心寂”。秋风小雨之后，诗人周围的环境更加清爽：苍翠的竹林环绕着开满荷花的池塘，鸟语宛转，鱼游自得。不仅景物清幽，而且禅味悠长。所谓“自悦鱼鸟性”，就是诗人在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中所说的“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或者是唐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中所说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悦”当然是禅悦，这“性”当然是解脱的自性。“红妆倚翠盖”二句，乃就眼前景物生出新的禅悟。“红妆”指荷花，“翠盖”指荷叶，承上文“莲塘”而来。荷花本是佛教崇敬的一种花，按《大日经疏》卷十五说，它是一种吉祥清净、可悦众心的象征。不过，黄庭坚在此却暗用佛经中天女散花的故事，戏称荷花为红妆翠盖，作为欲念诱惑的象征。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诘居士称病，佛遣诸菩萨大弟子前往问疾。维摩诘借机为诸菩萨说法。说法过程中，维摩室中一天女以花散之诸菩萨大弟子身上，以验证其道行。凡心存净垢之念、结习未尽者，花即粘着身上；凡心中湛然不动、了无净垢之别者，花即自然堕落。黄庭坚此刻面对艳丽的花叶，有如面对紧倚翠盖的红妆美女，而禅心全未受到点染，可以说已悟入维摩诘居士的境界。有这样清净的“禅心”，一点欲念也不起，还有什么疾病可以侵袭呢？

黄庭坚在生病时常以维摩诘自居，号称是“菩提坊里病维摩”（《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一），本诗咏病，自然也化用了维摩的佛典。不过，全诗从切身感受谈起，并以西风、小雨、苦竹、莲塘、鱼鸟、红妆、翠盖等环境景物作陪衬暗示，禅境诗情，融为一体，全无事障、理障之弊。

随俗婵娟

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

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黄庭坚《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之二）

元祐三年，黄庭坚在京师馆阁任职，老朋友陈慥（字季常）从黄州寄来一束连理松枝，他写下两首绝句答谢。在第二首中，他用了一个带有几分戏谑意味的曲喻传达出极深刻的哲理。

连理是树木的一种特异现象，即异根树木枝条相连。在中国古代，连理枝向来是爱情的象征，如白居易《长恨歌》写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在长生殿的誓言：“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连理枝自然是很少见的现象，而松树连理则不仅在生物学上显得奇特，似乎还具有伦理学上的反常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松树向来被古人看作气节的象征，铮铮铁骨，具有刚健的英雄之气，而连理枝则刚好相反，寸寸柔肠，充满婉约的儿女之情。正是古松和连理这对矛盾的组合，勾起黄庭坚的奇思逸想，并从中得到禅理的感悟。

“老松连枝亦偶然，红紫事退独参天”，诗人首先指出，老松不同于艳丽的春花，正如《论语》中孔子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当温暖的春天过去，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纷纷凋谢之后，老松仍然参天挺立。至于它生出连理枝，那不过是其偶然现象，并非其必然本质。那么，为什么凌寒后凋的古松会偶然生出这种象征爱情的枝条来呢？黄庭坚用了一个出乎寻常的比喻，道出了其中禅理：“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据任渊对此的注释，“金沙滩头”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出自《传灯录》：僧问风穴禅师：“如何是佛？”风穴答曰：“金沙滩头马郎妇。”一是出自《续玄怪录》：“昔延州有妇人，颇有姿貌，少年子悉与狎昵，数岁而殁，人共葬之道左。大历中，有胡僧敬礼其墓曰：‘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尔。’众人开墓以视其骨，钩结皆如锁状，为起塔焉。”钱锺书先生《管锥编》（二）论《太平广记》第四十六则“马郎妇”条引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十三曰：“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我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云而去。”这就是佛教所谓“以欲止欲”。

但黄庭坚使用锁骨菩萨的典故，并非为了宣扬“以欲止欲”的道理，而是旨在表达一种忌俗与随俗相统一的人生哲理。这首诗里，锁子骨指菩萨身，是本质。婵娟指妇人的美色，是菩萨为度世人而幻化的形相。老松的劲节犹如菩萨身，而它生出的连理枝则好似暂时幻化的美色。而诗人思路的是，参天的古松偶然生出象征儿女私情的连理枝，好比金沙滩头的锁骨菩萨，也不妨偶然化作人间的多情少妇。这里的谐趣中暗含着这样的哲理，只要本质上不磷不缁，超尘脱俗，行为上不妨任运随缘，和光同尘。这也就是黄庭坚一贯主张的生活态度：“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次韵答王眘中》）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