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与入世之间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有的词选对此存疑，但从词的精神脉络可以肯定的是，这阕词确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于黄州之后所作。东坡此词，“使功名竞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达观恬淡人士歌之可以娱生”

（宋·黄昇《唐宋时贤绝妙词选》）。初读起来，这首《满庭芳》给人“千帆过尽”、洒脱出世之感，但细品之后，却可以体味到苏轼徘徊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复杂而又微妙的惆怅与落寞。

词的上片直抒胸臆，毫不掩饰地抒发了作者蔑视功名利禄、愤世嫉俗的心情。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二语开篇，直接点出本词的议论主题。蜗角，典出《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浮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后来此典用来指称因细小之事而引发的争夺。虚名，如名利虚幻。蜗角之争而来的蝇头微利是那样微不足道，世人用得着那么奔波忙碌吗？ 正如白居易在《对酒》中所叹道：“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按照佛家的思想，世事皆前定。人生此一时彼一时，得意时不要太过张扬，失意时也无需颓丧。人生漫漫，到头来谁弱又谁强？“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一句尽现东坡先生的疏狂本色。此句化用李白《襄陽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假如一个人能活一百年，也不过三万六千日，即便天天酒醉，也不过三万多天而已。人生倏忽易老，何不趁老迈之前，多些洒脱，少些忧愁呢？

词的下片似乎从激昂转向淡定。“忧愁风雨”一语多见，如叶清臣《贺圣朝》：“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辛弃疾《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人的内在主观情感多用外在环境来表达，这是因为自然现象中的风雨如同人生的风雨一样，能引发人的同感同情。人生顺境如同晴天，而逆境如同风雨交加。可见大好春光，由于忧愁和风雨，美好的时光竟有一半虚度。辛词用了桓温北伐的典故，他见多年前栽在金城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苏词的“风雨”无疑是暗指“乌台诗案”一事。北宋时，中央御史台是负责对地方官员审察弹劾的专门机构。据说，汉代中央御史府中种有大量柏树，树上栖息千只乌鸦，因此人们就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御史台以苏轼作诗讥讽新政为名逮捕了苏轼，他的被捕完全是遭人陷害的。流年太匆匆，那些人“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熙宁年间变法派代表人物王安石与反对激进变法的苏轼之间虽有如火如荼的论战，但两人之间却不因政见不同而倾轧。而到了元丰年间，斗争的焦点显然不再是变法问题，而纯粹是官场人事的纷争。苏轼自嘉祐二年考中进士以来，诗名远播，当朝宰相欧阳修曾预言“他日必将独步文坛”。宋神宗也非常喜爱苏轼的文章，这令他身边一些近臣嫉妒不已。变法运动中被苏轼得罪的一帮文人，如李定等一干人早就想找机会对苏轼进行攻击。他们将苏轼诗文中讽喻朝政的诗词断章取义，妄加分析。一场“文字狱”就这样开始了。

“乌台诗案”成为了苏轼人生中的转折点，他在狱中忧愤不已，几近自杀。但神宗念其才华，好其文章，本也无意置他于死地，于是将苏轼流放黄州（今湖北黄冈）做团练副史，不得签署公文。自此以后，苏轼慨叹“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风雨过后，也会有朗月清风。明月当空之下，开怀畅饮，千钟美酒不醉人。即便苏轼积极入世参政的愿望就此破灭，但借酒后疏狂，生性耿直的他还是流露出对于某种人生境界的追求。明代词评多认为此词具有很强的劝世作用（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认为“事皆前定”，不如劝人及时享乐，而今读来，却是苏轼在面对官场倾轧而又无意掩饰自己疏宕不拘的性格之后，对积极用世的无奈。

苏轼的词作从早期“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的豪气，到这首“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的淡定，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柔情，到这首“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的旷达，充分体现出他思想与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苏轼一生，“学而优则仕”，然而却宦海沉浮，三次被贬。正如他自己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他的一生，大多在流贬之中度过。“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禅宗成为苏轼生存的思想支撑。在黄州，他参悟佛理。“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的宋仁宗、英宗、神宗、徽宗都理佛。宋代是佛教发展的成熟期。当时佛教界最为兴盛的是禅宗，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态度有相近之处，强调自然与自身融合一体，从自然中吸取灵感来摆脱人世的纷扰，获得心灵的解放。经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几乎是死里逃生，之后他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转向佛教寻求心灵的安宁。佛教说“事皆前定”，他逐渐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之后无论被贬何处，都能泰然处之。苏轼官场不幸，但他的不幸却成就了文学世界的东坡。

苏轼主要从政期在熙宁变法与元祐年间，这正是朝廷内部党争不断的时期。苏轼的思想本属于儒家，他曾积极入世，但正如柏杨所说，宋朝的政治历史是一种“酱缸文化”，只有大家都沆瀣一气，才能免遭诬陷与排斥的祸患。苏轼不屑此道，他很同情老百姓的疾苦，有改革弊政的诉求，因而不断被贬。他的侍妾朝云曾说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乌台诗案”使苏轼早期构建的以入世为主的精神家园一度坍塌，他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栖息地。被贬黄州后，苏轼对佛老思想、庄禅思想做了更深入的探索。

在入世和出世之间，苏轼似乎一直在找寻平衡。他在20多岁（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出任凤翔签判时期，曾寄给弟苏辙（子由）一首著名的七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此处“飞鸿”就是苏轼自己心灵的象征，虽身在仕途，但真正的心灵则是如飞鸟般漫游在虚无缥缈之间。从这几句诗可以看出苏轼早期就发出了彻悟人生的感喟。清查慎行在为苏轼的这几句诗作注时，引用了禅宗天衣义怀禅师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苏轼刚踏上仕途，初任凤翔签判时，本就怀着入世的精神，但同时又对宣扬出世哲学的佛教禅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凤翔任职期间，他还向王大年学习佛法，在《王大年哀辞》中说：“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但苏轼的目的并不是出世，而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在变幻无常的人生历程和风浪险恶的政治生活中，寻求身心的清净与安宁。把出世和入世融为一体，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进退有据，在充满不平和烦恼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份超脱情怀。

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中说：“苏轼在中晚宋时期是进取与隐退的双重心理，反映在作品中是对人生空漠的感喟，苏轼虽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苏轼一方面忠君爱国，学优而仕，谨守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追求心灵的解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他积极用世的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出世的一面。

其实，苏轼的一生并未真正隐退，也从未像陶渊明那样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苏轼虽追求精神上的宁静，融合儒释道各家思想，荣辱得失无计于心，但骨子里坚持的终究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入世与出世成为其一生的思想矛盾。

《定风波》一词仿佛是苏轼摆脱入世和出世的困扰，最后寻找到的精神家园：“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丈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无论是“穿林打叶”的风雨，还是“山头斜照”的光芒，都是无须挂碍的人生外相，而内心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宁静状态才是本心。从被贬黄州后《满庭芳》的酒后疏狂到这首《定风波》的酒醒平静，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生死的抉择之后，他似乎从儒家的入世转向了佛家的出世情怀。可以说至此，苏轼仿佛已经找到了以本心为指向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