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苏作赋赞考赋

杭州西湖有两道贯湖而过的堤岸，一是白堤，一是苏堤，游人漫步其间，自然会想起唐宋时期的两位大诗人白居易与苏轼。关于白堤，据史载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遇刺要求严缉凶手而被谪贬后，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任杭州刺史，于任内修筑西湖堤防，后世误传原有之“白沙堤”为“白公堤”。对此，白居易有《钱塘湖春行》诗为证：“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苏轼自“乌台诗案”后，仕途颇起落，其间于哲宗元祐四年（1089）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亦于任内疏浚西湖，且在水深处建三塔

（三潭印月），并筑长堤，人称“苏公堤”（简称“苏堤”），今有“苏堤春晓”一景。苏轼咏西湖诗作亦多，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最脍炙人口。一面湖水，两道长堤，连接唐宋两大诗人，可谓天造之合。倘移置于文学江湖，对白、苏之异同或有多元视角的解读，然“一湖两堤”的偶合，只能在辭赋领域，因为在唐宋“闱场考赋”（诗赋取士）的制度下，在众人的褒贬议论间，白、苏两人无独有偶（应该没有第三）地为疏浚这片“湖水”的泥淖而构建起两道形象化的长堤，就是他们力挺闱场考赋的赋创作《赋赋》与《复改科赋》。

唐代自高宗朝闱场考“杂文”，取“一诗一赋”，开启了盛行于唐宋时代的“诗赋取士”制度。由于考赋，又需要选择适应闱场文战的赋体，由是律赋因之而兴。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序》说“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偏于制度的规范；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律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唐、宋‘取士限韵’之制”，偏于赋体的变迁，然二者皆聚焦于唐宋闱场律赋，是一致的。这其中既有叙述，也有批评，尤其是对闱场考试律赋的批评，早在唐人已多有。如赵匡《选举议》批评“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杨绾《条奏选举疏》认为自高宗朝“进士”科考杂文兼诗赋以来“积弊浸而成俗”，至于闱场赋之“偷拆经诰”（舒元舆《论贡举疏》）、“过于雕虫”（权德舆《答柳冕书》）等，其反对考赋意见无非在两端：一是反考赋之制（主司褒贬），二是反考赋之文（务求巧丽）。尽管如此，唐代考赋之大势到中唐尤甚，所谓“大历、贞元之际，风气大开……专门名家樊然竞出”（李调元《赋话》卷一），这名家中就包括尊“古”的韩愈与尚“律”的白居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居易写出了赞美闱场考赋的律体赋《赋赋》，是由针对“巧丽”批评而赞美考赋之“文”，进而肯定当朝的考赋之“制”。先看赋首节描写：

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

先引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发端，溯“赋”源于《诗》（经），以“谐四声，祛八病”将其经义传统延承至“新体”（考试律赋），为称“赋”之义奠定基调。又次节：

我国家恐文道寖衰，颂声凌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策，述作之元龟。

直接赞述国家考选举士，彰明赋体，其“不出乎诗”，关键在“六义无遗”，其将《诗》之“六义”引入科举律赋的评论，当算该赋的最大献益。再看末节：

今吾君网罗六艺，淘汰九流；微才无忽，片善是求。况赋者，《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可以发挥皇猷。

此将藻偶之赋提升到经义的高度，依据是赋属“《雅》之列，《颂》之俦”，可以“润色鸿业”与“发挥皇猷”，这也是白赋阐发律赋经义的主要观点。在经义观的指导下，才能理解其中律赋“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的意义。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立意》谓“白傅《赋赋》以立意、能文并举，夫文之能，能以意也，当以立意为先。辞谲义贞，视其枢辖；意之不立，辞将安附”。所谓文与意，只是就赋论赋，未及白赋以文（藻偶）与意（经义）兼重实为闱场赋示范，其本质是替考赋制度张本。

与唐代相比，宋代考赋之风尤甚，而争议也更为激烈，其结果是北宋年间的两度闱场“罢赋”，即神宗熙宁（四年）罢赋与哲宗绍圣（元年）罢赋。而在两度罢赋之间，恰有一段“元祐复赋”的历程。也就是说，自熙宁四年闱场罢赋，到元祐二年闱场复赋，其间达十六年之久，而自元祐二年复赋再到绍圣元年罢赋，仅有八个年头，这在唐宋考赋史上可谓“昙花一现”，然缘自考赋而生产出的“元祐赋”则被南宋恢复考赋制度后视为珍品，如宁宗庆元五年颁布《三元元祐衡鉴赋》为闱场举子创作矜式，孝宗朝“乾道”“淳熙”（称“乾淳”）盛行诗赋取士，史称“小元祐”，这其中也内涵了时人对苏轼文赋的推尊。而回到熙宁罢赋与元祐复赋，其争论焦点在“经义”与“诗赋”之辨，如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上《乞改科条制》称“先去除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反对意见如苏轼同年上《议学校贡举状》“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自唐迄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因此，在元祐复赋期间，苏轼感奋而自创《复改科赋》以赞美闱场考赋之功用，但却归于闱场律赋创作本身，如赋中写首云：

殊不知采摭英华也簇之如锦绣，较量轻重也等之如锱铢。韵韵合璧，联联贯珠。稽诸古其来尚矣，考诸旧不亦宜乎！

此驳斥“事吟哦者为童子，为雕篆者非壮夫”之论而赞词章之丽。又谓：

字应周天之日兮，运而无积；苟合一岁之月兮，终而复始。过之者成疣赘之患，不及者贻缺折之毁。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欢者诸子百家；抖擞历图，快活者九经三史。议夫赋曷可已，义何足非？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巧拙由一字之可见，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括者心在于枢机。

此赞美赋兼才学以明进士赋之妙道。苏赋称颂的“方圆绳墨”“声律切当”与“九经三史”等，要在两端：一是赋重辞章，亦重才学，既有熔铸经史之实，又有骈四俪六之巧；二是关系到闱场赋经义命题及经与赋的融织。尽管白赋重闱场赋内涵，而苏赋更多对考赋本身的赞美，然异曲同工，为举子架设了通向仕途的桥梁。

由白、苏二赋，我们不免又生出两点思考。一是唐宋为何要考赋？对此，钱穆说过“对策多可钞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国史大纲》）。可知观才学与才情，是诗赋优于策论、经义的科考选择。二是这两篇歌颂闱场考赋的作品为何是白、苏所写？科场试赋，得意者如李程赋因发端警策而得“狀头”，失意者因赋文“落韵”被黜者多，如大学者欧阳修、李迪亦曾不免。而白、苏则不同，皆科场得意之人。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述，白居易“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诗赋，二十七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等赋，及百道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矣”。这说明白氏《赋赋》之论是以其于场屋“用经艺”，擅诗赋为基础的。苏轼也是科场顺适，他于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复于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其闱场赋、论，传诵一时。不仅自身创作成为继后之闱场榜样，苏轼的学生在科场表现亦甚了得，如“苏门”文士中的秦观存有大量而精辟的论赋说律言谈（详见李廌《师友谈记》），且其闱场律赋如《郭子仪单骑见虏赋》也是惊艳当朝，被南宋孙奕奉为八韵范式，并评其中“第四韵”谓“押险韵而意全，若此乃为尽善”（《履斋示儿编》卷八《赋须韵脚意全》）。

苏轼辞赋写作在赋史上的地位，为学界公认，特别是他继欧阳修《秋声赋》之后的前后《赤壁赋》《秋阳赋》《黠鼠赋》等文赋创作，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被奉为自由才情在赋域挥洒的典范。浦铣《复小斋赋话》就曾评说：“东坡小赋极流丽，畅所欲言，而韵自从之。”也因此盛誉，或多或少掩盖了苏轼与闱场创作相关的律赋成就。李调元《赋话》卷五有两则评点苏轼律赋的话语，一则是评其《通其变使民不倦赋》：“唐制未之得也。”另一则是评其《明君可与为忠言赋》：“偶语而有单行之势者，律赋之创调。”而论及“以策论手段施之括帖”并举朱长文《乐在人和不在音赋》谓：“寓议论于排偶之中，亦是坡公一派。”字里行间，已溢透出苏氏于律赋的创造力与开新作用。与之相比，白居易享誉诗坛，在赋坛却默默无闻，近人撰述赋史，甚而只字不提（如马积高《赋史》），这或许源于尊古思想，对白氏的律赋之作不予评骘。然古人论赋，对白居易的律赋创作，还是颇多赞许，如李调元《赋话》卷三评其《动静交相养赋》“后制义分股之法，实滥觞于此种”；评其《鸡距笔赋》“不似律赋寻常蹊径，千古绝作也”；卷四评其《汉高祖斩白蛇赋》“白公之赋，传于天下”。又如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评述白氏《射中正鹄赋》“圣人弦木为弧，剡木为矢，惟弧矢之用也，中正鹄而已矣”语，“直用原议题起，是皆变格，仍许当行”，此律赋擒题之功。王定保《唐摭言》记述白氏省试《性习相近远赋》，携之谒李逢吉，李氏正有事他往，于是“行携行看，初不以为异。及览赋尾曰：‘噫！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此律赋收束之妙。

合观白、苏辞赋创作，似有一共同点，就是变格创新，至于其赋学素养的“当行”，又不在话下。正因此，白居易《赋赋》以“经”衡“赋”以为闱场律赋张目，苏轼《复改科赋》以“美”律体而“赞”考赋之制，自非枵腹大言，却不乏个中情怀。虽然这两篇赞美考赋的作品在白、苏赋作中算不得“上乘”，在律赋创作史上也没什么地位，但其围绕唐宋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仅有”的赋篇，却不失为赋坛双璧。因为白、苏在赋中为文士生存与文学创作提供了历史性的拷问，即才情与制度、文心与世用的关系。后人宗仰白居易，推尊其诗文中总有些“隐逸”（中隐）的意味，推尊苏轼更在于超俗的才情，而观此两赋，似乎又读出了他们骨子里的“工具性”，这隐约可见其立足王朝而衣被后世的成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