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相关问题
一、《乐记》成书年代与作者
《乐记》的时代和作者问题众说纷纭。历来有两种说法:①《乐记》一书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②此书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先秦古籍所得。一般比较公认的观点,此书是汉儒采用先秦诸家有关音乐的言论编纂而成,成书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古乐早已有之,后散失,及秦而灭,汉初“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以其地方力量搜集古书古乐,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辑成《乐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王禹记》24篇可能就是河间献王所辑《乐记》,不属汉人新作,而属“先秦旧书”。
关于《乐记》的作者,古人认为五帝三王之乐:其一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三王;其二认为,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序《正义》)。此外,儒者还由《礼记·月令》把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五方帝,各主一方),夏禹、商汤、周文为三王(《孟子·告子下》)等。又有把周文、武二王合为一王者。由以上诸说,五帝三王之乐应指自伏羲氏以来至周初的古乐。《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伏羲氏乐不详,朱襄氏(神农别号)时作五弦琴,葛天氏歌八阙,阴康氏作舞,黄帝作《咸池》,颛顼作《承云》,帝喾作唐歌,尧作《大章》,舜作《九招》、《六列》、《六英》,禹作《夏龠(yuè,跃)》(一说乐名《大夏》,以龠伴奏)、《九成》,汤作《大护》,周武王作《大武》。《列子·周穆王》篇晋·张湛注文说:“《乘云》,黄帝乐;《六莹》,帝喾乐;《九韶》,舜乐;《晨露》,汤乐。”《汉书·礼乐志》说:“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说,黄帝乐名《云门》、《大卷》,尧乐名《咸池》,舜乐名《大》,禹乐名《大夏》,汤乐名《大濩》,周武王乐名《大武》。同书贾公彦疏引《孝经纬》说:“伏羲之乐曰《立基》,神农之乐曰《夏谋》”;又引《乐纬》说:颛顼乐名《五茎》,帝喾之乐名《六英》;引皇甫谧语说:“少昊之乐曰《九渊》。”这些说法不同的原因是古乐有的一乐多名,如贾公彦考证《大卷》就是《大章》等,再者古乐失传,学者各承师说,难免以讹传讹。《周礼》虽载有六代乐名,战国时有许多已失传,故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此时唯存《韶》、《武》两乐而已。
二、《乐记》的结构
《乐记》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11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古代《乐记》共23篇,篇名都记载于他的《别录》一书中。《别录》虽已佚,但唐孔颖达作《礼记注疏》时说,《别录》所载《乐记》的全部篇目,当时还“总存焉”,从孔颖达记载看,这23篇除上述11篇之外,还包括《奏乐篇》、《乐器篇》、《乐作篇》、《意始篇》、《乐穆篇》、《说律篇》、《季札篇》、《乐道篇》、《乐义篇》、《昭本篇》、《招颂篇》、《窦公篇》等12篇,这12篇已佚。
三、《乐记》的内容
《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有着精辟的论述,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它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关于音乐本质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2)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它认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此理论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
(3)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服务。它认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是故先王之政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4)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有比较深层的论述。它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它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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