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决不能媚俗

当一部靓女俊男的老套爱情故事片受到万众顶礼之时，当一位香港大歌星的流行音乐独唱会门票飙升到千元一张之时，当上上下下的机构都以赢利赚钱为自己“发展”的最高目标时，当官本位和金钱被普遍当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时……“自我”于是溃退了下来，它放弃了自身的精神家园，加入到迎合粗俗、献媚世俗的行列之中，惟恐落伍，生怕吃亏，还美其名曰“与大众通俗文化接轨”。其实，所谓“通俗”只是遁词而已，媚俗才是真的，因为他们趋同的并非真正的通俗文化。正如作家李国文所言，那只是一种类似于粗俗陋态的名为“大城市中的小市民心态”的反映，它所给人的，“既是一种涌动的力量，又是一种可怕的惰性”。

面对这种侵蚀人的心性和人格，又来势汹涌的媚俗浪潮，还有人敢于树起独行特立的大旗，向它叫板、命它让步、逼它就范吗？

有。当然有。而且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君不见，屈原在他的抗争世俗的苦斗中，在他为自己冰清玉洁的灵性抗争时，早就这样歌言其志了：“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守护住纯净的节操，呵护好远大的志向，确实可能付出愁、苦、穷之类的代价；然而，为着立身处世的人格高标，也为着那个大写的“人”字，面对汹汹而来的俗气恶气浊气，我们依然要说：做人，决不能媚俗、从俗。

1．以豪气护卫正气，不向俗态低头

世俗之类的东西，往往是瞅准了人的某些弱点发起进攻的。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抱有信心，并且不妨在性格里挟裹那么样一点儿狂傲之气，就有可能像李白一样，不仅有一股决不向世俗低头的硬气，更有一种傲视世俗的豪气，敢于在世人面前高唱道：“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作家张扬就有这样的自信与豪气。80年代初他去广州，一次来到某外汇商店，脚还未跨进去，就被门卫粗暴地挡了回来。张扬不由得也跟着那门卫“张扬”起来，叱问：“你们门上的牌子呢？”门卫诧异问何牌子，张扬答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后来他向人讲起这事，还愤而拍案道：“当时，如果我有一支枪呀……”在不少人媚洋还惟恐不及的时候，哪里还敢“张扬”那凛凛然的自尊、自信与自傲的情感呢？而张扬则不然。因为他的心底时时储藏着一汪做人的自信与狂傲，因此，在面临世俗的丑态时，方才能在千百年来的等级森严、崇洋媚外的恶浊气氛之中，张扬出一片疾恶如仇的豪气与胆气，并护卫住自身的凛然正气了。

2．以大众呵护小我，不向俗态鞠躬

媚俗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于一己的所谓“精神家园”以及对于权势的过分关注与热衷；由此，一些人便形成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惟我独尊的处世态度，而决不肯向大众这个“大我”投去一瞥关注。如果这样的媚己媚权之态成风，那么对权势的慑服与对大众的冷漠会同样与日俱增，最终也将泯灭了社会的良知。作家梁晓声针对“人人都关心自己的精神家园”现象，鲜明地提出：“作家还要关注大众的精神家园问题。”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忧世忧民，这就决非是杞人之忧了。人们注意到，这些年来，梁晓声始终能够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时时处处以自己独特的忧患意识为百姓呐喊、为社会分忧，一门儿心思地反映“大我”，描述“大我”，因此才写出了为世人所瞩目的《年轮》、《浮城》、《九五随想录》等作品，而不像那股俗世浊流一样，只热衷于表现自我的呻吟，追逐一己的得失，并以暴露自我的病态为荣。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向这种世俗浊流低头、向卑劣与自私妥协的。

3．以率真维护心性，不随俗态俯仰

一般而言，屈从于世俗大流的人，往往放弃了自身的独立人格，随人俯仰、仰人鼻息，过的是一种心性被扭曲的日子。而置身于这种小市民的俗态氛围之中，一个人欲保持自身的心性自由和独立，那就极需要一种自持自处的精神，一种我行我素的人生态度。作家李国文就是这样的，他公开说：“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即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对我摇头，我也抱去他妈的态度。写文章本来不易，还要抬头看这看那的脸色，实在太累。”于是，他坚持自己的率真的待人态度和写作方向，决不像一些经常改换门庭，靠了不断地投靠新的主子、不断地变幻脸嘴去光宗耀祖的人；更不像那些随风摇摆、为迎合俗世而无原则地捧场的人。惟其如此，他才活得坦率真诚，活得洒脱无羁，活得不藏不掖，因而使自己进入到一个做人的崭新天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4．以自洁隔离尘嚣，不为金钱所累

人的七情六欲中，金钱可谓是一个永恒的诱惑，也是凡尘所须臾不可离之的宝贝。尽管人人都需要它、离不开它，然而，若为着追随拜金的尘嚣而放弃自己的人格与品性者，那就离作金钱的奴仆只在咫尺之遥了；也就使自身人格显得卑琐了些、媚俗过分了些。反过来，一个有丰富情感和高尚人格追求的人，面对着金钱的诱惑，他就能做到洁身自好，不为物累。钱钟书先生说过一句话：“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果然，他以洁身自好的方式不断隔离着自己与这尤物这媚态的距离，不断地跨越金钱和物质带来的困扰，活得十分超脱自然。普林斯顿大学邀请钱先生讲学，开价半年就是16万美金，食宿交通费还在外，而且是两周才授一次40分钟的课。可他却一口回绝了这令人咋舌的诱惑，回答该校说：“你们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英国某老牌出版社，得知钱氏有一部写满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之后，欲以重金收购，同样被先生一口回绝了。好莱坞制片商与他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后，多次邀他赴美旅游观光，也被先生一口回绝了。这种洁身自好，“不假思索”地自动同金钱“疏离”的做人态度，在钱先生看来自然得很，合情合理得很。因为，由此他就可以保持自己身心的纯净，潜心于学问海洋之中，而不为世俗羁绊。这，不正有着古代哲学家庄子那种神游八荒、笑傲燕雀的鹏鸟风采了吗？

5．以高雅陶冶心性，不为粗鄙所扰

在如今人们的文化生活中，高雅文化逐渐式微，而一些粗俗、拙劣的文化产品则纷纷粉墨登场，大行其道，在不断降低人们的鉴赏口味的同时，也不断吞噬着人们的原本澄明的心性。本来，文化呈多元趋势是件好事，但是，只要是文化，就难免有雅俗之分、有高下之别。尤其是一些打着通俗旗号的文化产品，那种不入流的书籍、光盘、音带，那些迎合某些庸俗口味的小品、歌曲和影视作品，正在一股劲儿地迎合着人们人性中庸俗粗鄙的一面，正在无休止地败坏着我们的胃口，那就实在是值得人们警惕了。别以为只要沾了“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边儿，就一俊遮百丑，就什么都好，就对它百般迎合趋附，这样下去，最终只能使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媚俗中走向尴尬与衰微的境地。比如那个曾写出过受世人瞩目的《新星》的作家吧，正在可以为人们创造出更多美好的精神食粮的时候，却为气功热特异功能热所吸引所俘虏，竟然不惜花费极大精力，写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巨著”，为江湖骗子胡万林作鼓吹和辩护，真可谓媚俗至极，已达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当然，随着胡万林的骗术被揭破以及胡氏本人的被逮捕，看来，那位作家为神话的鼓吹之笔和呐喊之音也可以归于沉寂了。但由此我们能不受到如此的启示与教训吗；对于反科学的、粗鄙低俗的所谓“文化”，一定不要被它的面具和伪装所蒙蔽所困扰；虽然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可谓微不足道，但是，毕竟我们心灵与心性之中，还应当有为良知为人性中向善一面呼吁的义务，还在渴望着高雅文化的陶冶，还在企盼着锻铸人生的辉煌——仅仅为了这个，我们也应当不遗余力地靠拢高洁与高雅。

6．以无羁蔑视世俗，不为虚伪所困

世俗生活不乏某种平庸、惰性和虚伪相互混杂的一面，为着人的天性的回归，也为着人的个性的张扬，不少有特立独行之志的人，便常以蔑视那种虚假平庸为己任，于是走向另一极，以出平常人常理的率真坦诚、佯狂傲世、惊世骇俗、高自标置而自诩。应该说，这种对尘嚣浊世的反叛，尽管可能有过火之处，可毕竟是对媚俗的虚伪风气的一种抗争啊。甚至可以说，惟有保持了心灵自由的人，方才能在平庸、惰性与虚伪的嘴脸前，树起高扬自我意识和个体自豪感的旗帜，方才能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啸歌声中走向出类拔萃和不同凡响的境界。比如魏晋名士刘伶，在醉酒时，他赤身裸体在自家房中吟啸，甚至称“天是我房，房是我的衣裤”。其惊世骇俗之狂傲，真可谓溢于言表。又如元末画家王冕，当著作郎李孝光欲推荐其任府中职务时，反被这磊落之士臭骂了一通。又如名士怪杰金圣叹吧，他蔑视孔夫子的“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等吃饭的“教条”，居然专挑登坛讲经之前去大嚼一番狗肉，凡此种种不拘礼法、不媚世俗的放浪形骸，正显示出一种向虚伪宣战、向平庸叫板的豪气，当然也是掩盖自身内心的大悲恸大哀痛的一种掩饰性和自卫性的“佯狂”。笔者无意提倡如此出格的狂傲，但是，不论这些个痴、癫、迂、狂是真是假，是实是虚，他们那对于虚伪与平庸的俗态的反叛和抗争，也确实令人称道让人佩服。如果纵观一遍古今中外的这种狂士，对公众生活中的虚伪与平庸抨击得最甚的，莫过于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了。他尖锐地指出：为公众服务的口号中可能恰恰隐藏着野心，一个人出于自傲方才装得谦虚，——这，正是社会上的虚伪风气与教会的骗术给带来的。应当指出，蒙田尽管也佯狂也独处，但在内心依然用一把人格的尺子比量、剪裁和修订着自己，并以此权衡自身言行的合理性，关注芸芸众生的痛痒苦乐。可见，智者的高自标置和特立独行，实际上是对虚伪世俗的最为极致的抗争与叛逆。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历史的暗角》中，专门揭露了那种置出类拔萃者高自标置者于死地的人，他统称之为“小人”。是的，小人，他们正是媚俗从俗中的主角和生力军。如李国文先生所言，他们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最会嫉妒强者也最会奚落弱者，之后并以此自慰。此外，他们有吞象之欲望却无捉鼠之能耐；他们在权势、金钱面前神经特别发达，可以卑劣庸俗无耻却又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不正是这些俗气庸态，使得“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日瓦戈医生》）了吗？因此，我们必须超脱出媚俗的窠臼、挣脱开世俗的羁绊，方才有可能在人格上精神上自由起来、坚强起来。要做到这点，除了上述的可鉴之道以外，还需要尽可能做到像余秋雨先生所呐喊的那样，“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立身处世，在人格和人品上昭示高下与贵贱的界限”。——能以一己言行作为崇高与卑俗的鲜明标识，作为一个“人”，已经算走上人格的高标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怨可悔的呢？

（瞿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