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言无声铸蛟龙

誓言无声铸蛟龙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这首诗是30多年前写作的，作者就是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

黄旭华原名黄绍强，1924年出生于广东汕尾，受父母影响，他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像母亲一样的好医生。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黄旭华亲眼目睹了积贫积弱的中国所遭受的列强侵略之痛，深感祖国之强大是何等的重要，于是立下志向：努力学习，用科技来振兴中华。同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旭华”，意喻中华民族的未来像旭日东升般朝气蓬勃。1945年，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他的生命与海洋科技结缘。

1958年，先后从事过民用船舶和军事舰艇设计的黄旭华，已成长为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的一名技术骨干，并收获了一段美满爱情，育有一女。当时的黄旭华，工作理想，家庭幸福。然而，一次出差，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从上海到了北京才知道，组织决定抽调他参与核潜艇的研制任务。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之前，领导就提出了极其严格的保密要求：“时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对此，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隐姓埋名，就意味着与亲人聚少离多，意味着自己的毕生努力可能无人知晓，要甘做无名英雄。对此，黄旭华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加入了研制队伍，至今，他也没离开过核潜艇领域。

几十年间，女儿最大的感受就是“爸爸回家是出差”。黄旭华刚参加工作离开老家时，母亲再三叮嘱他要常回家看看。然而，他一次也没能回老家探望亲人。父母只知道他在北京工作，却对工作的性质、内容一无所知。就连父亲去世，他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兄弟姐妹们甚至误会他大学毕业就不要家了，是个不孝的儿子。1988年后，随着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内容部分解密，他的亲人才从一篇杂志的报道上多少知道他这些年做了些什么。说起父母亲人，黄旭华总是眼眶湿润、满怀愧疚。当别人问起黄旭华对忠孝的理解时，黄旭华答道：“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核潜艇的研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涉及众多尖端领域。而当时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研制核潜艇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制约，更大的困难是既没有相关人才，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研究人员甚至连核潜艇长什么样也不知道。而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对核潜艇技术进行了严密封锁。这是一项既缺技术储备又毫无经验借鉴的跨越式研究，一切都要靠自己从零起步，任务十分艰巨。面对困难，黄旭华和同事们没有退缩，没有条件，便“骑驴找马”——自己创造条件。缺少资料，他们就从国外保密控制得极其严格的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大海捞针般地搜集相关信息。没有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完成了大量计算。为确保计算结果准确无误，他们同时分成两组进行计算，结果不同，就推倒重来，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

当时，冷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大搞核竞赛。面对波谲云诡的世界局势，中国的核潜艇能早一天研制出来，就能早一天摆脱核讹诈，就能早一天突破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包围封锁。因此，研制核潜艇的时间十分紧迫。黄旭华带领同事们分秒必争，绝不等待，采取了设计与制造交叉进行的方法。研究人员常常加班加点，24小时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当时有个口号，叫“头拱地，脚朝天，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为了既保证设计安装的进度，又保证核潜艇的稳定性，黄旭华和同事们通过制作1∶1比例的全尺寸木头模型的办法，解决了上万个零部件及设备合理摆放的问题，从而确保了施工设计的准确性及设备安装的顺利进行。

20世纪60年代后期，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选择艇型时，黄旭华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艇型是“水滴型”。为此，美国的潜艇发展经历了“常规动力水滴型——核动力常规型——核动力水滴型”三步走，而苏联则走了更加曲折的弯路。黄旭华说，外国经验和大量的试验结果已经证明了采用水滴型外形是最优的选择，中国没必要重复美国的老路，应该一步到位，直接研制水滴型核潜艇。这不仅节约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时间，而且还确保了我国核潜艇的线型从设计之初就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黄旭华和同事们不仅面临着科研上的困难，同时还面临着生活上的艰苦。由于保密和潜艇总装的需要，当时核潜艇总体研究的地址选在了葫芦岛。在那时，葫芦岛几乎还是一个荒岛，没有生活配套设施，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吃的苦，住的也难，单位甚至连个大门都没有。“兔子野鸡满地跑。”“一年刮两次7级大风，一次刮半年。”“吃的苞米经常是发霉的。”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力，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实现了我国核潜艇领域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装备入列。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种研制速度在世界核潜艇的研制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丝毫不逊色于美苏两国的研制速度。而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核反应堆功率、最大潜深、最大水下航速、最大自持力、武备系统等多方面的性能均优于美苏的第一代核潜艇。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下水，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一支海基战略核力量，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核打击的能力，同时也为我国后续核潜艇的技术突破和性能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3年，黄旭华被任命为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此时的他，功勋卓著，已是我国屈指可数的国防科技专家。然而，1988年4月，64岁的黄旭华却作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亲自参与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最为重要、也是风险最大的最后一项试验——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试验需要潜艇下潜到水下300米的深度，此时，一张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将承受一吨多的压力，任何一条焊缝、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个阀门如果承受不住巨大的海水压力，都将是艇毁人亡的结果，且根本来不及救援。美国的“长尾鲨”号核潜艇就是在深潜试验中沉没的，随艇人员全部遇难。试验人员不仅面临着试验风险，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考验。黄旭华虽然对自己设计的核潜艇充满信心，但也充满着担心。我国在深潜试验方面并没有经验，他担心是否存在一些超出其知识范围之外，而没有被认识到的潜在危险。作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十分清楚试验的危险性，他本可以待在水面上进行指挥，但他仍决定亲自下水，随艇参加试验。他说：“我是总设计师，我不仅要为这条艇负责，更重要的是要为全艇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

1988年4月29日上午，深潜试验开始，核潜艇向着大海深处潜去。100米、150米、200米……当下潜深度达到280米时，巨大的压力挤压着舱体，部分舱门出现了变形，艇内不时地发出巨大响声，各舱内共有19处还出现了漏水的情况，情况十分紧急。这时，黄旭华镇定地告诉大家，这声音是高压下艇体结构相互挤压所发出的，结构变形是正常的，都在设计与控制范围内。他继续沉着冷静地指导试验继续进行，而漏水处经过检修后也恢复了正常。中午12时10分52秒，深度计指针指向深度300米。随着一声指令“停”，舱内经过一阵寂静之后爆发出热烈欢呼，极限深潜试验成功！黄旭华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

正是有了黄旭华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使核潜艇这一“大国重器”威风八面。

黄旭华是唯一一位最早参加核潜艇设计，并自始至终、一步不离地坚守在核潜艇研制战线上的设计师，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却始终把名与利看得淡如水，不追名逐利、不以权谋私、不居功自傲。后来，黄旭华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致力于为核潜艇的研制献计献策，促进国家和地方的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黄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国家和人民给予了这位赫赫而无名的英雄以最高的礼遇。黄旭华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底气和胆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深海长城。正如“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给予黄旭华的颁奖辞中所说：“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三十载赫赫而无名，花甲年不弃使命。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