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志向:人无志而不立
人无志而不立
《论语·微子》云:“直道而事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表达了一种志向高洁,确定了信念就坚持不改、不轻易妥协的精神。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人无志而不立,圣人也好,平凡的人也罢,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志向,尽管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不尽相同”。志向是激励人们奋发前进、勇于创新的动力,是引领人生的灯塔,是战胜艰难困苦的力量源泉。而一个没有坚定志向的人,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人一旦立下志向,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也不可轻言放弃,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志向得以实现。
立远其志,潜修其身
季羡林先生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他对国学和佛教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的作用。虽然在探索期间遇到过各种苦难,但他仍旧“不改其志”,为我国的学术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一个人若有坚定的志向,他所做的事情终究会成功。纵观古今,凡是功名累身、有德行之人,无一不是坚定不移地心怀远大志向。有着坚定志向的人,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依旧不会折了自己的身板,降了自己的志向。
《论语·微子》中讲述了商末周初的朝歌人微子启的故事,因为他的封国名为“微”,爵位为子,所以被称为微子。微子启是商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因见纣王昏庸无道,多次向纣王谏言,却始终不被采纳。不得已之下,微子启便与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量,箕子告诉他:“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启后来把商朝祖先的牌位全部带走,回到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微子启自缚衔璧乞降,向武王说明自己远离纣王的情况,被成王封于商丘,国号为宋,并准许他继续祭祀商朝祖先。这就是著名的“微子去殷”的故事。微子启的所作所为,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更保全了自己不变的志向,为后世所称道。
季羡林先生认为,一个人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为自己前进的道路设了一盏明灯,更能为自身品性的修养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在他看来,“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是“修其身”的典范。伯夷和叔齐反对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殷的统治,但武王执意为之,二人则愤然“义不食周粟”,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愿吃周国的粮食存活。他们以“死”完成了自身品性的修炼,身虽死,但志长留。一个人对待志向的态度,可以体现一个人的整体水平,志向坚定的人一定也会是一个品性完善、具有仁德精神的人。
穷达行藏各有志
季羡林先生常常教导别人,人各有志,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和人生,志向不同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志向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只要能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便值得人赞扬,任何人都不能也没有资格嘲笑别人的志向。
江伟琏先生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一生跌宕起伏,十分坎坷。他的一生都坚持着“四不”原则,即“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因为父亲在银行工作,江伟琏先生幼时过着小康生活,无忧无虑,安逸而舒适。这种安逸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上大学。“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江伟琏所在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尽管他刚考入燕京大学不久,但对于校训非常认同。他崇尚真理,追求自由,这些精神在他思想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无论是留苏学习法律时感受到的强烈反差,还是回国后遭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沉重打击,江先生始终没有违背自己当初的志向,没有向磨难低头。
“免随风尘逐上下,莫以流俗判高卑”是江先生在《七律·杨花》里的自喻,他也确实做到了这点。20世纪80年代,一生追求自由民主的江先生重新被委以重任,在高校开设西方法律课程,以满腔的济世情怀“传道授业解惑”。江伟琏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努力,决不向真理以外的事情低头,决不向命运低头。
在季羡林先生看来,江伟琏先生的志向是远大的,并且他确实也守住了自己的志向。而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会有这样的志向,都能有这样的志向。反言之,如果人人都是同一个志向,反而缺少了特性,导致“人云亦云”。季老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家里从没有出现过伟大的人,也没有让他树立远大志向的条件,那么让自己的家庭衣食无忧、安稳和乐的志向又有什么好笑的呢?志向的可贵,不在于是否远大,而在于你是否能够守住它,使其成为引领你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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