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襄子和豫让

“三家分晋”是由春秋过渡到战国的分界点。说到“三家分晋”，就不能忽略赵襄子这个关键人物。而提到赵襄子，便不能不提及著名的刺客豫让，不能不联想到豫让所说的影响深远的“国士众人之论”。

赵襄子即赵毋恤（无恤），是赵简子的小儿子，母亲是赵简子的小妾。在讲究嫡出庶出的古代，庶出的赵毋恤原本无缘继承大位，只是因为他事事留心，勤奋好学，给父亲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才被父亲确立为继承人。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资治通鉴》卷一）

赵简子在世时，晋国国君已然大权旁落，晋国六卿中的智氏、赵氏、魏氏、韩氏四卿联手，公然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两卿，瓜分了他们的地盘。等到赵简子去世以后，四卿之中实力最强的智氏肆无忌惮地开始向魏氏、韩氏出手，要求他们割地给智氏。魏氏、韩氏两家审时度势，为了避免和智氏刀兵相向而忍气吞声，满足了智氏的欲望。智氏得寸进尺，转而向赵襄子提出索求，要求赵襄子将蔺和皋狼两处地方割让出来。于是，赵襄子被迫必须做出艰难选择：要么和魏氏、韩氏一样忍气吞声地割让封地，求得暂时的平安；要么承担极大的风险，拒绝智氏的无理索求，公开和智氏摊牌。赵襄子断然选择了后者。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资治通鉴》卷一）

上述历史掌故一再被史学家所征引，以至于尽人皆知，于此毋庸赘述。赵襄子和智伯的斗力斗智，既显示了他的胆略和决心，印证了他选择的正确性，也为将智氏从晋国政坛上一笔勾销后，赵、魏、韩三家分晋扫除了障碍。解除太原之围以后，如果赵襄子没有选择极端的方式发泄他对智伯的深仇大恨，那么，史家便无需花费那么多的笔墨来写状接踵而来的一桩历史事件。然而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如果，而只有如此这般，于是刺客豫让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醳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史记·刺客列传》）

赵襄子为泄愤而不肯放过死去的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稍早于他的伍子胥。父兄被昏庸无道的楚平王杀害后，伍子胥被逼亡命天涯。等他在吴国站稳脚跟以后，遂借吴国之兵征讨楚国。占领楚国都城之后，伍子胥将已经死去的楚平王从坟墓中挖掘出来，鞭尸三百，以泄其愤。一个拿对手的头颅做饮器，一个掘墓鞭尸，何其相似乃尔！

赵襄子用智伯的头颅做饮器，显然系宣泄仇恨使然，做得确实有些过分了。赵襄子不理智的举动彻底激怒了曾经做过智伯家臣的豫让，于是招来了豫让不惜以死为智伯报仇雪恨的一连串举动。豫让走出深山，前往赵府厕所刺杀赵襄子，被捉又获释；接着不惜“漆身为厉，吞炭为哑”，预先埋伏在赵襄子经过的桥上，行刺不成而伏剑自杀。

第一次行刺失败被俘后，赵襄子对豫让的行为表示理解：“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赵襄子有此胸襟，实属不易。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两位大贤人曾经出现在周武王的面前，叩马劝谏，太公吕望对之表示理解，认为这是两位义士，而没有追究他们阻拦正义之师的罪责。赵襄子的胸襟可谓是神交古人，令人感佩。

赵襄子的大度宽容并没有感化豫让，豫让对自己坚持为智伯报仇做出的解释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吕氏春秋·不侵篇》为之作了详尽的诠释：

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尝事范氏、中行氏，（诸侯）〔智氏〕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至于智氏，而子必为之报，何故？”豫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

《东周列国志》通过豫让和赵襄子之间的会话，生动地演绎了豫让的“国士众人之论”：

……豫让预知无恤观桥，复怀利刃，诈为死人，伏于桥梁之下。无恤之车，将近赤桥，其马忽悲嘶却步。御者连鞭数策，亦不前进。张孟谈进曰：“臣闻‘良骥不陷其主’。今此马不渡赤桥，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无恤停车，命左右搜简。回报：“桥下并无奸细，只有一死人僵卧。”无恤曰：“新筑桥梁，安得便有死尸？必豫让也。”命曳出视之，形容虽变，无恤尚能识认。骂曰：“吾前已曲法赦子，今又来谋刺，皇天岂佑汝哉！”命牵去斩之。豫让呼天而号，泪与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让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后，别无报仇之人耳！”无恤召回问曰：“子先事范氏，范氏为智伯所灭，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为范氏报仇。今智伯之死，子独报之甚切，何也？”豫让曰：“夫君臣以义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众人相待，吾亦以众人报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国士相待，吾当以国士报之。岂可一例而观耶？”无恤曰：“子心如铁石不转，吾不复赦子矣！”遂解佩剑，责令自裁。豫让曰：“臣闻‘忠臣不忧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义’。蒙君赦宥，于臣已足。今日臣岂望再活？但两计不成，愤无所泄。请君脱衣与臣击之，以寓报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无恤怜其志，脱下锦袍，使左右递与豫让。让掣剑在手，怒目视袍，如对无恤之状，三跃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报智伯于地下矣。”遂伏剑而死。至今此桥尚存，后人改名为豫让桥。

几乎不用费力气便能认识到，豫让之死是一种出乎个人情感的感恩图报，而不是人们念念在兹的国恨家仇，更不是什么成仁取义的壮举，况且智伯之死纯属自作恶不可活，为这种人殉命，实在是不值得。但是，由于豫让身上有一股浓郁的江湖义气，由于“士为知己者死”被古人视为重要的精神寄托，故而，豫让的名字连同他的事迹，便具有了不朽的意义。

《吕氏春秋·不侵篇》以豫让为例对君主进行说教：

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豫让、公孙弘是矣。

南朝政治家文学家江淹感慨曰：

乃有剑客惭恩，少年报士，韩国赵厕，吴宫燕市，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

唐代诗人胡曾赋诗曰：

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谁有当时国士心？

明代文人张孟兼作诗感怀曰：

豫让桥边杨柳树，春至年年青一度。

行人但见柳青青，不问当时豫让名。

斯人已往竟千载，遗事不随尘世改。

断碑零落野苔深，谁识孤臣不二心。

豫让桥，路千里，桥下滔滔东逝水。

君看世上二心人，遇此多应羞愧死。

清代学者赵翼评论说：

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

比较起来，还是写有《豫让论》的明人方孝孺的见解公允全面。方孝孺的《豫让论》虽然对豫让持批评态度，但确实击中了要害，点出了人们认识上的偏颇。不妨转引如下，以供有心人品味欣赏：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余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絺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

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