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狂和侥幸

浏览“汉初三杰”之一韩信的人生轨迹，不可以忽略蒯通的存在；论及楚汉时期著名说客蒯通其人，不可以忽略他的佯狂和侥幸。

蒯通原名彻，后人为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而改称。关于蒯通其人其事，《史记·淮阴侯列传》和《汉书·蒯伍江息夫传》所载略同。蒯通的佯狂和侥幸，其实都缘于他仕途博弈中的一次重大政治投机或曰人生抉择。

蒯通的佯狂系不得已而为之。因劝说韩信与刘邦、项羽三足鼎立不成，心知此举已经给自己招来祸患的蒯通迫不得已而选择了佯狂，企图通过装疯卖傻使自己逃过生死劫。

“他人怀抱剑，我有笔如刀。”生活在秦末乱世中的蒯通就是这样一介喜欢火中取栗的能言善辩之士。依靠自己的观察和眼力，蒯通没有选择楚汉相争时的头面人物项羽或刘邦作为自己的主子，而是独出心裁地将宝押在了汉王麾下的大将军、军事天才韩信身上。

在韩信率军平定赵、代、燕三国，行将挥师东征齐国之际，慧眼独具的蒯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为韩信出的第一个主意，便成功地利用韩信的虚荣心，让为刘邦游说齐王的说客郦食其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后汉将韩信虏魏王，破赵、代，降燕，定三国，引兵将东击齐。未度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说下齐，信欲止。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得以得无行！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之众，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度河。齐已听郦生，即留之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以郦生为欺己而亨之，因败走。信遂定齐地，自立为齐假王。汉方困于荥阳，遣张良即立信为齐王，以安固之。项王亦遣武涉说信，欲与连和。（《汉书·蒯伍江息夫传》）

等到韩信大军平定齐国以后，蒯通更是一门心思想劝说韩信背汉自立，进而与刘邦、项羽争夺天下。为此，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蒯通知天下权在信，欲说信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信曰：“何谓也？”通因请间，曰：“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汉王将数十万众，距巩、雒，岨山河，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荥阳，乘利席胜，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三年于此矣。锐气挫于险塞，粮食尽于内藏，百姓罢极，无所归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贤圣，其势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之时，两主县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心腹，堕肝胆，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以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天下孰敢不听！足下按齐国之故，有淮、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弗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图之。”

信曰：“汉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与为刎颈之交，及争张黡、陈释之事，常山王奉头鼠窜，以归汉王。借兵东下，战于鄗北，成安君死于泜水之南，头足异处。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灭亡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黡、陈释之事者，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足下，过矣。大夫种存亡越，伯句践，立功名而身死。语曰：‘野禽殚，走犬亨；敌国破，谋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则不过张王与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则不过大夫种。此二者，宜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数日，通复说曰：“听者，事之候也；计者，存亡之机也。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计诚知之，而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蠚；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贵能行之也。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无疑臣之计。”信犹与不忍背汉，又自以功多，汉不夺我齐，遂谢通。通说不听，惶恐，乃阳狂为巫。（同上书）

联系楚汉相争的演变走向和韩信后来的悲惨结局来读蒯通的上述说辞，不难体味他的许多话说得颇有道理，特别是他对帝王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阴暗心理的分析，简直称得上精辟之至；而他关于韩信处境微妙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句句点中要害：“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下井陉，诛成安君之罪，以令于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数十万众，遂斩龙且，西乡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挟不赏之功，戴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为足下危之。”

由于韩信出于种种考量，没有选择背汉自立，聪明过人的蒯通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惹上了随时都可能降临的不测之祸，于是惶恐不已，而选择“阳狂为巫”，企图通过装疯卖傻来逃过这场大劫难。“种下苦瓜食恶果。”蒯通之被逼佯狂，完全是咎由自取，是一个政治赌徒押错了宝之后无可奈何的抉择。倘若韩信听从蒯通之言，独树一帜，成为刘邦、项羽之外的第三支力量，那么，蒯通不但不会靠装疯卖傻虚掷光阴，而且会成为韩信麾下呼风唤雨的高参。“胜则王侯败则贼”，不仅对那些挑头造反的乱世枭雄们来说是如此，对于蒯通一类的喜欢铤而走险、喜欢依靠三寸不烂之舌鼓动煽惑火中取栗的说客策士而言，同样是如此。

蒯通虽然非常敏感，收手较早，但是佯狂之举并没有帮助他最后度过危机。随着韩信遇害于未央宫，蒯通当年蛊惑韩信的情事还是被抖搂出来，随即被抓到京城，命悬一线。

天下既定，后信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被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于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齐辩士蒯通。”乃诏齐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昔教韩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可殚诛邪！”上乃赦之。（同上书）

《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要比《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的记载细腻：

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总是卖弄才智的蒯通因为触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讳而惶惶不可终日，死到临头之际，面对高祖刘邦，蒯通索性放胆拼死一搏，以“狗各吠非其主”来为自己昔日的言行开脱，居然获得了胸襟博大的高祖刘邦的理解而幸免于难。无怪乎班固称蒯通得以生还为侥幸：“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说而丧三俊，其得不亨者，幸也。”南宋文人刘克庄感怀蒯通的诗作更为传神：

郦生方横死，蒯彻亦阳狂。

设不逢刘季，同趋一鼎汤。

由韩信遇害前的一句喟叹，可知当年蒯通的建言在其心中的烙印之深；由佯狂有年的蒯通最后落网，可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蒯通侥幸虎口逃生，可知巧伪不如实诚，卖弄聪明不如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