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老师
我认识萧青老师,是在1978年。怎么认识的记不清了,好像是我写了一篇散文,经谁介绍寄给了当时在《成都日报》副刊当编辑的萧老师。萧老师就把那篇稿子用了。那时候我还在重庆的连队里当战士,自是非常高兴。后来我到成都开会,见到了她,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萧老师。萧老师差不多与我母亲同岁,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热情能干,性情爽朗,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我还记得一见面她就把我叫到一边,悄悄把稿费塞到我手上说,不好意思,我们的稿费很低。结果我比她还不好意思,因为那时我还不习惯拿稿费,就像是拿了不义之财。
后来我到成都上大学,萧老师则调到《青年作家》当了小说编辑。我开始学写小说,写好小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萧老师。说实话,其他编辑我也不认识。我寄给她看,请她提意见。那时候我对小说还完全没有概念,觉得能把一个故事写完整就是小说了。萧老师对我的小说不太满意,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在内容上,即所谓思想性上。我心理虽有些嘀咕,还是老老实实地按她的意思去修改。
没想到后来就发生了矛盾。
那时候我毕竟年轻,二十多岁吧。我将修改好的小说送去给萧老师看,她要我把稿子留下,说看完再和我交换意见,就跟我约了一个时间。我满怀热望和期盼,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可那天当我从郊区的川师辗转赶到《青年作家》编辑部时,萧老师却抱歉地告诉我说,她最近太忙了,稿子还没来得及看,我非常失望。萧老师又跟我约了一个时间。一周后,当我再次如约赶到编辑部时,萧老师却不在,其他编辑对我说,她开会去了。
两次碰壁,令我的自尊心大大受挫。那时的我,准确地说,是敏感而又脆弱,同时还单纯得发傻。我认为编辑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应该热心扶持每一位作者,应该以文学事业为己任,应该守信用,应该诲人不倦,等等,总之,我把编辑想象成完美的人。于是我在萧老师的桌上找到了我的小说稿,将它拿回。不仅如此,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令我终生后悔的信。那封信具体写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但主题是明确的:埋怨她,并且表示将不再和她交往。有一句话我没忘,我说,让我们之间画上句号吧。之所以没忘,是以后每每遇见萧老师,她都要提到这句话。她提起这句话并不是讽刺我,而是检讨,是表示歉意,是要我原谅她。这是后话。萧老师马上给我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解释了那天她失约的原因,并一再地表示歉意,希望我所说的“画句号”只是气话。但我没有回信。
我那时确实是年轻气盛。大学毕业后头一次去北京参加部队上的一个改稿会,因为接受不了责任编辑的意见,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我竟然不辞而别。上火车之前我给那个编辑留下一封信,信上说:“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去了。”这封信后来成了这位编辑历次开笔会之前必举的反面例子。由此可见我那时的毛病。用一位作家的话说,人才的本事,天才的脾气。
再说萧老师。我对萧老师真正地感到歉意,是在我自己当了编辑之后。这时我才知道当一个编辑是多么不容易,“扶持文学青年”是多么麻烦。等再见到萧老师,萧老师再向我表示歉意时,我想我一定脸红了。我说萧老师您别再提这个了,真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但萧老师总是说,一而再,再而三。让我感觉到我的那封信对她的影响是多么大。我真是非常后悔。为了表示我的悔意,我一次又一次地寄稿子给她。但奇怪的是,总也没能通过。为此更增加了她的负疚。她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详说了她的种种难处,希望我谅解。当然,我再也不会做那种冲动的事了。我回信劝慰她说,稿子通不过是因为稿子不好,与编辑能有多大关系呢?这样我们往返通了几封信,这些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她在信中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总是说让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吧。
后来我认识了萧老师的儿子,《四川文学》的编辑刘继安。我们成了好朋友。我跟他开玩笑说,我可是你母亲的朋友。但我却从没和他说起过这件难堪的往事。有一次刘继安请我们几个朋友上他母亲家去吃水饺,我去了。从进门起,我就担心萧老师旧话重提。如果那样的话,我势必要向大家作一个解释,多么尴尬。还好,萧老师没再提。她那天见到那么多她们母子两代共同的文学朋友,非常开心。我想,萧老师终于淡忘这件事了。
没想到不久之后。萧老师就病倒了。我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她住院后写给我的。起初她还非常乐观,手术后在医院呆不住,常常往家里跑。信末说,等她出院了,她要吃中药、练气功。到那时,再请我们到她家去吃红油水饺。
但很快,她的病情就恶化了,据说已到了无望的晚期。
听到消息我非常吃惊。在我眼里,萧老师永远都是充满活力的,乐观向上的。尽管她一辈子吃尽了苦头,可她的坚强,她的乐观却是人所共知的。我去医院看她,她很认真地对我说,山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发现有什么包块可不能大意。后来我又去过两次,她的模样一次比一次憔悴,让人清晰地感觉到生命正一点点地离开她。我们这些年轻后生眼看着死神要将她带走,却无法拉住她,心里是多么的无奈和凄凉。我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每次都只是坐在那里,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我只希望她原谅我,原谅我年轻时的幼稚和简单,原谅我带给她的不快。
萧老师终于去世了,在三年前的秋天。我没有写任何纪念的文字。我不知从何写起。在刘继安面前,我也绝少提到他的母亲。因为我注意到,偶尔朋友说起,他立即黯然神伤。我害怕看见男人的感伤。
前些天的一个夜里,我忽然梦见了萧老师。好像是我们去一个小镇上开会,山青水绿,非常僻静。萧老师手上拿着毛线活(也许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医院看她时,她正在织一顶毛线帽),从一家小饭店里走出来。她还是老样子,不像去世前那么瘦。她跟我说,我喜欢这儿,这儿很幽静。我连忙说,继安也来开会了,我去给你叫他。她说不用了,你跟他说我在这儿挺好。
整个梦境,大致就这么多。醒来之后,我反复回味。忽然想,萧老师正是在三年前的十月去世的,这该不会是萧老师给我托的梦吧?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赶快告诉刘继安呀。于是我马上拿起了电话。可是,当刘继安的声音在电话中响起时,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我怕那声音突然沉默。我想,我还是把它写出来吧。
我相信怀念萧老师的,不止是她的儿子和女儿,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作家和朋友,许许多多像我这样曾经受到过她关心和帮助的文学青年。既然这样,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她在那儿一切都好,不用惦记……
1996年深秋,成都北较场
上一篇:广告里的女人
下一篇:我只想做你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