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出版《草叶集》
瓦尔特·惠特曼1819年5月31日出生在长岛海滨小村的一个农庄,虽然他的祖先分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但他们早在移民之初就来到新大陆,先辈人曾为独立战争献出过生命,因此,惠特曼有权说自己是“最纯最地道的美国种”。
就在瓦尔特出生的那一年,祖父和父亲破了产。惠特曼一家卖掉土地,成为手工劳动者,来到布鲁克林,父亲干起木匠养家糊口,而成功地经营手工作坊没几年,一家人便再度被抛到社会底层,老惠特曼领着九个孩子在贫寒清苦中操劳度日。
九个孩子,老六夭折,四个自幼体虚,且患程度不同的神经疾病。排行第二的瓦尔特·惠特曼虽健壮机敏,无奈家境贫苦,只好和父亲共同供养体弱多病的兄弟姊妹。惠特曼只上过几年小学,十一岁给律师和医生做听差,十二岁去印刷厂当学徒,两年后成为正式的排版工人。惠特曼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惠特曼做过农工子弟小学的教师,办过自排自印、自己发行的小报。而真正使他感到失意和挫折,并进而转向文学创作的,却是他的党派热情和政治雄心因背叛而导致破灭。
1841年至1845年间,惠特曼主要从事印刷和报纸编辑工作。
最初,他误将民主党等同于“民主”,主编过民主党的报纸《每日鹰报》,为之积极奋战。他主张进步改革,高举废奴旗帜,代表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而热烈赞成自由土地运动。但这种斗争几经挫折,他几次被利用、被出卖以后,终于认识到民主党的狡诈虚伪。他多次和报社的民主党领袖发生冲突,于1848年被解雇。
同年,他与民主党决裂,加人当时代表农民与城市劳动者利益的第三党——自由土地派,负责编辑该党报纸布鲁克林《自由人报》。1849年,自由土地派领袖与民主党保守派完全妥协,惠特曼把“自由土地派等同于雇佣劳动者的自由”的幻想再次破灭。理想的破灭使他愤然同自由土地派决裂,退出《自由人报》,同时更增强了反对蓄奴制的立场。
惠特曼先后在十几家报馆供职,并非单纯为谋生计,而是想找到一个宣传个人理想的阵地,但在污浊而严酷的现实面前,惠特曼遭到的只是无情的打击。他离开了新闻界,回乡从事劳动,重拾木匠的行当。穿上开领衫和工作服,惠特曼感到无比欣悦,劳动中体验到人民的思想感情,惠特曼开始了民主主义战士的新生活。
他被《鹰报》解雇的1848年,正值欧洲革命爆发之际。惠特曼到各地漫游,在新奥尔良考察了黑奴生活状况,又顺密西西比河直上,游览工业名城圣路易斯、芝加哥,观赏了大湖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最后回到布鲁克林。他目睹广阔的边疆和南部地区,眼界大为开阔;而与下层劳动者和黑奴的频繁接触,促进了他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政的失意,使惠特曼退而深入劳动阶层;抑郁的漫游,使惠特曼更专注于精神领域和个人理想的抒发,就是此后的1855年,代表惠特曼精神追求和崇高理想的《草叶集》问世。
《草叶集》的出版没有给惠特曼找到多少朋友,但他有了精神的寄托;内战的爆发没有结束惠特曼的潦倒和贫困,但他从中发现了同志和知己。此后,惠特曼的诗“从表现个人的低地登上了眺望民族命运的高楼”。
惠特曼站在反对南部蓄奴制的立场上,积极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工作。他自愿在华盛顿的伤兵医院服务。据有关材料统计,惠特曼去医院有六百多次,受到他照顾的伤兵有一万人之多。
他在内战期间的经历为新版《草叶集》注入新的生命,他将激情倾注于为推翻奴隶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惠特曼后来写道:“如果没有这三四个年头以及这一时期的经历,今天就不可能有《草叶集》这本书。”
一个伟大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必须有一颗坚贞不渝的心。无论是面对恶势力的威胁,还是面对金钱富贵的诱惑,都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也无论是受到别人的嘲讽,还是遭到暂时失利的打击,都能顽强不屈,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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