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神交之礼

苏轼的神交之礼

宋代交友之礼在苏轼与吴复古之间有特殊的体现。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罕有的交友之道，被传为千古佳话。

吴复古年少有文名，自幼聪颖，行侠好义，以博学多才、精通经典，被荐举为孝廉，宋神宗年间被封为皇宫教授。他性格奇特，淡泊名利，由于不满官场陋习，决然弃官，在麻田山中筑庵出家。

吴复古身在世外，很讲究养生存气之道，他所讲的“养生”，乃是儒家的修身养性，所讲的“气”，是孟子之所谓“浩然之气”。他反对道教的一套，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强调自我修养。吴复古出家后，遍游天下名山，广交名士，虽常出入于士大夫之门，但从不阿谀奉承，对人一无所求。当时的名士都十分景仰他，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苏轼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吴复古的父亲吴宗统曾经与苏轼同在翰林院共事，所以吴复古初遇苏轼便相叙如旧，长期交往，情谊深厚。综观吴复古的一生，最可称道的当推他与苏轼的交谊。

苏轼豁达豪放的性格与超逸的文才，很得吴复古的赏识，而吴复古刚直脱俗的性格与道德文章，更使苏轼折服。

苏轼在惠州时曾在给复古之子吴芘仲的《答吴秀才书》中说过：“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法。”“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盖尝作《问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可知两人第一次晤谈，尽在于探研养生之道。

吴复古的“出世法”，既不同于仙家的求长生不老，也不同于道士的炼丹服药，显见是另一种无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苏轼当时面对新法弊病，还想有所作为，但十分赞赏吴复古的养生论。

苏轼曾把吴复古告诫他的养生之法素笔抄下，引为座右铭，这就是有名的《问养生》法帖。世传苏轼善养生之法，颇受这位良师益友的影响。

1094年农历八月，苏轼被贬惠州，专程经潮州拜晤吴复古，老友重逢，分外高兴。苏轼欣然命笔，为麻田寺题名“远游庵”，并作《远游庵铭并序》，至今麻田山仍保存有苏轼当年的墨迹。后来，苏轼因为与新党政见不合，再次被贬海南，在琼州期间，曾多次向吴复古表达敬意。

苏轼在黄州期间，在东坡山地种茶，此为他自号“东坡居士”之由来。吴复古不远千里，前去探访。苏轼深受感动，亲自上山采摘露芽汲泉烹茶，款待来自远方的故友。他俩对坐品茶，促膝谈心，通融心灵。

好茶也有缘分，投缘的茶友有机会在一起品茶，分开了也不相忘，借茶以表达情意。吴复古从黄州返回潮州后，便给苏轼寄赠建茶。

苏轼接到吴复古的礼物，马上复信致谢，在复信结尾连说“惭悚”，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吴复古知苏轼爱饮建茶，因此他在择茶上颇费一番苦心。建茶，即产于福建建安的建溪茶。宋代茶品，建安所产，超群绝伦，“独冠天下”。苏轼有“建溪春色占先魁”的咏赞，称建茶为“瑞草魁”。后人称“宋人最重建州茶”。

吴复古寄赠建茶，属佳绝精品，在福建产地也不易得到。虽数量不多，却是“精茶数品，叶叶关情”！难怪苏轼感到礼物太贵重了，接受时感到“惭悚”，实有惭愧不安之意。

在他们的交往中，有一件事使苏轼很受感动：吴复古曾命其子送过苏轼一些潮州特产。苏轼在儋州时记起此事，就命人选了些海南特产鲜果带给吴复古。

谁知吴复古命来人带回，并复函苏轼：

朋友之交在于神交，只要彼此心心相印，何必搞世俗的那一套呢？这样做，只能给高尚的友谊带上世俗的习气。

其实，吴复古所反对的世俗，并非从根本上否定“礼尚往来”，而是有学问的人的一种精神交往，因慕名而在不知不觉中把对方当朋友，这就是他所说的“神交”。很显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礼”。这样的精神境界，怎能不让苏轼为之感动呢？从此，两人更加频繁地书信往来。

那是公元1100年底，苏轼遇赦北归。已经97岁高龄的吴复古，感念老友情长，来到广东清远，执意为苏轼送行。由于这个季节天气寒冷，老迈之人不禁其寒，遂染病不起。第二年不幸病逝于归途。

苏轼在真州惊闻噩耗，万分伤感，饱含深情地写祭文悼念。

吴复古之所以深得苏轼的景仰推崇，交谊深厚，这首先是在于他的旷世情怀感染了苏轼。特别是苏轼在遭受一贬再贬的政治磨难之中，得到了吴复古的道家理念的启示，领悟到其放浪形骸的性格和放逸的生活态度，以至深得顺其自然，积渐而进。这在苏轼患难之中，寻得精神慰藉而泰然处世，的确不无裨益。

苏轼与吴复古所建立起来的交谊，有着共同的生活志趣，共同的文化艺术爱好。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上的相通，联系着两人的真挚情谊。他们之间高层次的“神交”，已经成为了交友之道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