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折廷争　事与愿违

——王陵和陆逊

西汉人王陵和三国东吴人陆逊都官居高位，王陵在太后吕雉临朝称制时期做过右丞相，陆逊则是东吴大帝孙权麾下的丞相、大将军，两位不同时代的丞相都以面折廷争闻名于世。而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又决定了他们的人生悲剧。

王陵和汉高祖刘邦同为沛人，王陵年长于刘邦且家境殷实，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史称“高祖微时兄事陵”。王陵和刘邦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走向。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刘邦捷足先登，率先攻入咸阳，为天下所瞩目，王陵聚集了数千人，独树一帜，活动在南阳一带，却“不肯从沛公”。

到了楚汉相争愈演愈烈之际，王陵便成了刘邦和项羽都想要拉拢的对象。刘邦抢先派人到王陵那里做工作，王陵便归顺了刘邦。项羽见状，立马派人把王陵的母亲“请”到军中。王陵听说母亲被项羽所虏，心下焦急，立刻派使者前往项羽军中探视。使者到来后，项羽让王陵的母亲坐在上首，一同接见，意图通过老人之口招降王陵。王母借私下相送使者的机会，含着眼泪说道：“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是个忠厚长者，不要因为老身困在楚军中而怀有二心。老身这就以死来送使者。”然后从卫士的身上拔出剑来，刎颈自尽了。项羽顿时怒火中烧，下令将王母的尸体扔到大锅里烹煮，以此来发泄愤怒。

母亲的惨死和项羽的残暴，将王陵彻底逼到了刘邦阵营。此后，王陵在楚汉之争中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为刘邦争夺天下建立了汗马功劳。天下底定、西汉王朝建立后，高祖刘邦在大封功臣时，却对王陵当初无意投靠汉军耿耿于怀，有意把王陵排在后面，封为安国侯。

高祖虽然对王陵有成见，却认为王陵具有丞相之才。刘邦临终前，向吕雉交待说，相国萧何死后可以让曹参继任丞相，曹参死后可以让王陵接任，但“王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因为王陵为人正直，颇有人望，与刘邦有心结，又有刘邦的临终嘱咐在前，故而在曹参死后，临朝称制的太后吕雉便让他做了右丞相，想一次拉拢他成为自己的心腹。不久，权欲熏心的吕雉便想改变刘邦在世时立下的规矩，分封自己娘家的兄弟子侄为王。于是，丞相王陵便面临着一次不得不选边站的艰难抉择。

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为右丞相二岁，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平及绛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陵让平、勃曰：“始与高帝唼血而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陵无以应之。于是吕太后欲废陵，乃阳迁陵为帝太傅，实夺之相权。陵怒，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十年而薨。（《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

高祖刘邦委实具有知人之明，对王陵为人的憨厚刚直了然于胸。在强势的临朝称制的太后吕雉面前，王陵的“戆”劲派上了用场。在忠诚而信守诺言的王陵看来，无论吕雉如何强势专横，也不能公然破坏先帝刘邦在世时立下的“白马盟誓”，因而便不管不顾地廷争面折，毫不妥协迁就。王陵因不肯苟从而令吕雉十分不悦，机智过人的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却没有王陵那么“戆”，当即选择了顺从，而令太后吕雉大为欣喜。王陵责备陈平、周勃的言语，可谓是击中要害，故而陈平、周勃只得承认“面折廷争，臣不如君”。由于王陵在原则问题上彻底得罪了太后吕雉，故而马上被罢免了右丞相一职，而改任没有实权的太傅之职。因为自己没有错而被罢免闲置，一腔怨气没地方诉说，憨厚刚直的王陵便怒而“谢病免，杜门竟不朝请，十年而薨”。不难想见，王陵直到去世，胸中的怒气也没有平息下来。这股难以平息的怒气，既有来自对太后吕雉肆无忌惮、公然践踏“白马盟誓”的愤怒，更有来自对同事陈平、周勃者流明哲保身、屈从于权势的愤怒。如果太后吕雉在企图分封诸吕为王时，不仅王陵强烈反对，而且陈平、周勃一干大小臣工纷纷支持王陵的主张，吕雉的野心怎么可能如愿以偿呢？因为委曲求全的陈平、周勃在太后吕雉死后联手诛除诸吕、重安汉室，对延续刘姓王朝居功至伟，故而后人多以此赞美陈平、周勃识时达务，讥笑王陵为人处世不知变通。殊不知，这种以成败论英雄式的褒贬不仅包含了极大的认识上的错误，而且成为历史上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见风使舵背信弃义者逃避谴责的遁词。

陆逊是吴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在陆逊尚未成名的时候，孙权便看中了陆逊，并做主将兄长孙策的女儿嫁给了他。此后，陆逊在孙权麾下效命疆场，屡建奇勋。最有名的一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辅佐吕蒙偷袭荆州，大获成功。一是在黄初二年（221年），被孙权拜为大将后率军抗击蜀主刘备的大举进攻，于次年大败蜀军，火烧连营七百里，取得了彝陵之战的全胜。戎马一生的刘备在经历了彝陵惨败后曾喟叹：“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一是在黄武七年（228年），率领大军大破魏军，曹魏主将大司马曹休悔恨交加，竟至“疽发背死”。此役的完胜令陆逊的后人骄傲不已，陆逊之孙陆机为乃祖作《铭》曰：“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钺，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主上执鞭，百司屈膝。”（《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裴松之注）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后任命陆逊为大将军、右都护。这年，孙权出巡建业，“留太子、皇子及尚书九官，征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等到辽东太守公孙渊背盟以后，孙权气急败坏，打算率军亲征。这时，陆逊上表，陈以利害，劝孙权以大局为重，保留实力，以图规复中夏。孙权这才打消了御驾亲征的念头。陆逊的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赤乌七年（244年），丞相顾雍病故后，孙权下诏，任命陆逊为丞相，一纸诏书将陆逊赞誉得无以复加：

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究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弥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物之大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今以君为丞相，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于乎！总司三事，以训群寮，可不敬欤，君其勖之！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

陆逊做了丞相以后，依旧坐镇武昌。虽然身在外地，陆逊却时刻关注着朝中大事，而其时东吴朝中最大的事体莫过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宠。孙权所立的第一个太子孙登已于赤乌四年（241年）病故，第三子孙和在赤乌五年（242年）被立为太子，而孙权的第四子鲁王孙霸恃宠而骄，与太子孙和闹起了矛盾。

老成谋国的陆逊获悉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宠后，没有作壁上观，深知兹事体大的陆逊一心想帮助大帝孙权处理好太子和皇子之间的关系。陆逊为此一连几次上疏，陈说利害，提出建议：“太子正统，宜有磐石之固；鲁王藩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因孙权没有明确表态，陆逊又提出回京城面见主公，匡正得失。没想到，孙权却因此而对陆逊产生了戒心，不仅没有听从陆逊的建议，反而将朝中几位大臣（其中包括陆逊的外甥）以“亲附太子”的罪名流徙边陲。太子太傅吾粲曾为太子的事和陆逊通了几次书信，也被孙权下令逮捕入狱致死。孙权还不依不饶地再三派遣使者上门谴责陆逊。陆逊忠而获谴，愤恚难平，竟死于气愤交加之中，享年63岁，家无余财。

陆逊之死，从根子上说是因为孙权对太子孙和产生了偏见，单纯的陆逊出于忠心而选择了掺和调解帝王的“家事”，结果好心没好报，引起孙权的猜忌做了无谓的牺牲品。

陆逊死后，他的儿子陆抗继续受到重用。太元元年（251年），陆抗因病从柴桑回都城治疗，痊愈后返回柴桑之前，年迈的大帝孙权与其话别时，或许是出于良心的折磨，对陆抗说了一段话，被记入史书：“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比较起来，孙权的心肠似乎没有历史上有些帝王毒辣，良知也比他们多些。故而，在时过境迁以后，还有勇气说出自己的失误。就此而言，孙权不失为一个敢担当的人。

不言而喻，王陵和陆逊的悲剧皆缘于对君主的绝对忠诚。王陵因为忠诚于刘邦，不肯背叛自己曾经参加的“白马盟誓”，与太后吕雉面折廷争，不肯在原则问题上妥协迁就，而被见风使舵之人所挤兑赋闲，郁郁而终；陆逊因为出于一腔至诚而掺和孙权的“家事”，意图协调太子和皇子的关系，反倒引起孙权的猜忌而再三遭致无端谴责，乃至死于愤恚交加之中。如果说王陵的选择和他的性格缺陷“少戆”有关的话，那么，陆逊则完全是因为忠诚而遭致谴责。仅仅审视他们抉择的是非对错容易陷入空洞的议论，而要联系他们所面对的主子、所面对的同事、所处的环境，则更会使人感慨嘘之，诚所谓“读书人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