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行令　臣行意

范蠡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颗若隐若现的智慧之星，不仅能够凭借自己的杰出智慧辅佐越王勾践从失败中重新崛起，报仇雪恨，称霸列国，而且能够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出政坛，泛舟五湖，将自己的智慧运用于经商而成为巨富。

在《史记》中，范蠡虽然不像和他同时代的晏婴、伍子胥等一样单独列传，却同样可以从别的篇章中看到他的身影和光辉。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即有关于范蠡的记载：

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戮力，与句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根据此处所载，范蠡之所以在功成名就之后出人意料地选择退出，乃是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而选择见好就收，不使自己为名位所累；二是通过与越王勾践长期共事看到了他的致命伤——“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由此而预感到在今后的岁月里，自己将会成为勾践最大的潜在的乃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心头之患，故而谋求及早退步抽身，以期自保。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越王勾践显然没有想到，范蠡会在此时放弃享受荣华富贵而选择退出，于是便竭力挽留，并告诉范蠡说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留下来共享荣华富贵，“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另一条路则是死路，“不然，将加诛于子”。面对勾践的咄咄威胁，范蠡不为所动：“君行令，臣行意。”在君王的命令和自己业已决定了的意志之间，毫不踌躇地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三回关于范蠡归隐的叙述，则平添了几许文学色彩：

再说越王入姑苏城，据吴王之宫，百官称贺。伯嚭亦在其列，恃其旧日周旋之恩，面有德色。勾践谓曰：“子，吴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阳山，何不从之？”伯嚭惭而退。勾践使力士执而杀之，灭其家，曰：“吾以报子胥之忠也！”勾践抚定吴民，乃以兵北渡江淮，与齐、晋、宋、鲁诸侯，会于舒州，使人致贡于周。

时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为元王。元王使人赐勾践衮冕、圭璧、彤弓、弧矢，命为东方之伯。勾践受命，诸侯悉遣人致贺。其时楚灭陈国，惧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勾践割淮上之地以与楚；割泗水之东，地方百里以与鲁；以吴所侵宋地归宋，诸侯悦服，尊越为霸。越王还吴国，遣人筑贺台于会稽，以盖昔日被栖之耻。置酒吴宫文台之上，与群臣为乐，命乐工作《伐吴》之曲，乐师引琴而鼓之。其词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诛无道当何时？大夫种、蠡前致词：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禧，一战开疆千里余。恢恢功业勒常彝，赏无所吝罚不违。君臣同乐酒盈卮。

台上群臣大悦而笑，惟勾践面无喜色。范蠡私叹曰：“越王不欲功归臣下，疑忌之端已见矣！”次日，入辞越王曰：“臣闻‘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隐忍成越之功也。今吴已灭矣，大王倘免臣会稽之诛，愿乞骸骨，老于江湖。”越王恻然，泣下沾衣，言曰：“寡人赖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图报，奈何弃寡人而去乎？留则与子共国，去则妻子为戮！”蠡曰：“臣则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顾矣。”是夜，乘扁舟出齐女门，涉三江，入五湖。至今齐门外有地名蠡口，即范蠡涉三江之道也。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王愀然变色，谓文种曰：“蠡可追乎？”文种曰：“蠡有鬼神不测之机，不可追也。”

与范蠡的幸运相对应的，是文种的大不幸。

文种和范蠡皆是越王勾践手下首屈一指的智囊人物，都为辅佐勾践卧薪尝胆、东山再起作出了很大贡献。范蠡在决意归隐江湖之时，并没有忘记文种这位挚友。他在临行前修书一封托人转交文种，劝文种当机立断，归隐江湖，以求保全。范蠡的这封信，字数不多，字字千金，堪称是旧官场上的警世格言：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文种看过范蠡的书信之后却不以为然，他对勾践的认识显然没有范蠡深刻，故而觉得勾践不会对自己痛下辣手，而选择继续留下，结果竟因一念之差而丢了性命。范蠡去后没多久，灾祸就降临到了文种的头上。借口有人告发文种将要造反，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并说道：“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于是，文种被迫伏剑自刎。而范蠡由于及时退出，对越王勾践已经构不成任何隐患，故而反倒成了勾践经常缅怀的对象。范蠡泛舟五湖以后，“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有功无罪遭到猜忌的大夫文种因为恋栈而被越王勾践兔死狗烹、饮恨自刎，反过来印证了范蠡的先见之明。与狼共舞而心存侥幸、贪恋富贵不知退步抽身的人，到头来往往事与愿违乃至身首异处，只有少数头脑清醒、见好就收、果断退出的智者，才有可能像范蠡那样笑到最后。

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还记载了范蠡的另外一则轶事：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范蠡无疑是世罕其匹、难得一觅的成功人士，不论是辅佐越王勾践与天下争锋，还是泛舟五湖经商致富，都凭借自己过人的智慧才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更为可贵的并不是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巨大成功，而是他在成功面前难得的清醒，是他对成功背后潜在风险的精准把握：“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能够始终保持这种清醒而理性的认识，乃是范蠡总能在巨大的成功面前见微而知著，正确抉择，进而使自己一生远离祸患的根源之所在。

在主张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中，是找不到范蠡的行为依据的。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主张如富贵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也为之；若不可求，则从吾所好”。按照这种逻辑行事，是绝然不会在富贵降临之时主动选择放弃的，只会借助新的有利的平台，一展长才，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同时追求更大的富贵。只有从主张取法自然、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中，才能清楚地看见范蠡行事的理论依据。

老子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尽管人们对这一格言耳熟能详，真正理解其精髓要义的却少之又少。越是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大人物，越是因深陷当政者的迷局而执迷不悟，举凡商鞅、吕不韦、李斯、韩信等显赫一时的名利客们概莫能外。只有范蠡这样将“名利”二字彻底看透了的真正的智慧之士，才能将老子的箴言转化成自己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