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效应：减少犯罪率的成功启示

破窗效应：减少犯罪率的成功启示

当人身处四处肮脏、布满不文明涂鸦的地方时，很容易摆脱道德和规范的制约，变得为所欲为，乱扔垃圾，甚至残害他人的生命。这也是为什么纽约的地铁曾经是犯罪高发地的原因。

——“破窗效应”揭示的秘密

预防犯罪和降低犯罪率是个复杂的过程，整洁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罪犯犯罪的心理成本和罪恶感，有效遏制了犯罪的发生。

纽约城素以繁华、多文化会合而著称于世，漫长的地铁线将全市连接起来，便利了文明和艺术的传播，同时也成为犯罪滋生的温床。

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地铁破旧又肮脏，是恶性暴力犯罪的高发地，令乘客惶恐不安。地铁成了抢劫、谋杀、性侵犯等暴力犯罪者的乐园，曾有一位教授在大白天被人袭击而丧失了视力，就此中止了科学研究生涯。人们不敢单独出门坐地铁，甚至不敢只身一人去纽约。

1994年，警察局长布拉顿决心治理高犯罪现象。可是令人诧异的是，布拉顿局长并没有安排大多数警力抓捕罪犯，而是严厉打击地铁逃票现象，并且组织人力清洁每一个地铁站。

难以相信的是，地铁犯罪现象明显减少，纽约的治安也转好了。

为什么清洁地铁和地铁站、打击逃票就可以遏制犯罪呢？

原来，在严格查票的过程中警察发现，每7个逃票者当中就有1名在逃的惯犯，而每20个逃票者当中就有1个人携带了武器，真是危险的地铁。这些人经常逃票，违反社会规范，在肮脏、破败的地铁环境里易于产生暴力冲动攻击他人，成为不安全因素。地铁犯罪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有所体现，而肮脏环境下的犯罪在《雾都孤儿》中的伦敦亦有所表现，这也是伦敦破烂不堪的后街小巷中暴力犯罪猖獗的原因之一。

布拉顿局长改善地铁环境，减少犯罪率的举措受益于心理学“破窗效应”的启发。“破窗效应”基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的实验研究，由犯罪学家凯林提出。

1977年，詹巴斗进行了一项“偷车实验”。停放在破败肮脏的贫民区的车子很快被偷走。他将另一辆完全一模一样的汽车停放在中产阶层聚居地，一个星期过去了，车子完好无损。詹巴斗将这辆车的天窗玻璃打碎，停放在原来的位置，结果几小时后车子就被人偷走了。

偷车实验表明，当车子被部分损毁的时候，它将遭受更多的破坏。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观察到，一栋建筑的一块玻璃被人打碎了，如果没有及时更换的话，几天后就有更多的玻璃被打碎。

基于以上观察，结合“偷车实验”的启发，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表明，如果一件物品损毁了，人们就会不自觉地进一步破坏它；如果一个地方已经非常肮脏，人们就觉得再脏一点也无所谓，会不自觉地丢弃垃圾。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刚吃完冰激凌，将垃圾扔哪里呢？如果周围没有垃圾桶，又看上去很干净的话，比如在十字街头，我们就会拿在手里，等找到垃圾桶再扔。但如果是在一个破旧不堪、遍地垃圾的街边，我们会随手、自然地将垃圾丢在脚边。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人们觉得在干净的街头丢垃圾污染环境，有强烈的内疚感；盗贼更喜欢盗窃一辆停放在贫民区的车子，因为他认为在治安良好的中产阶层聚居地盗窃汽车是不划算的。身处混乱、肮脏的地方时，人们会随手丢弃垃圾和废物而不觉得愧疚，盗窃财物不需要经过心理挣扎，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破坏和盗窃的念头。

布拉顿局长正是利用了“破窗理论”，改善地铁环境，加强对车票的检查，使地铁成为一个清洁、文明、有序的环境。此举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清洁和规范意识，抑制了犯罪动机；另一方面直接打击了罪犯，他们惧怕被抓，不敢乘地铁，更不敢携带武器乘地铁，直接降低了暴力犯罪的发生概率，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纽约地铁在布拉顿局长的大力举措下恢复了文明。所有街区和角落清洁一新，有效遏制了犯罪率，使纽约的治安保持在良好的水平。

根据“破窗效应”，可以有效遏制一些地区铁路沿线的盗窃犯罪。

相关部门一直苦于一些地方的群众性犯罪居多而束手无策，比如铁路沿线的村庄盗取铁路设施和火车物资的发生率较高，几乎天天发生，家家都有人牵扯其中，甚至是全家齐上阵。

在某些村里，村民相互问候的语言不是“你好”，也不是“吃了没”，而是“昨晚去了没”，意思是问对方昨晚有没有去扒火车运送的物资。

经过相关专家的指点，当地政府对铁路沿线的村庄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装饰，村里的道路宽敞了，安上了持续一整夜的路灯，建了图书室、文化站等文化单位，并且派人专程每日打扫村庄的卫生。

结果，铁路盗窃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并不是当地村民不懂得法律，也不是当地的部门没有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与教育，主要还是因为在破旧、嘈杂的环境下，人们的犯罪意识被自然放大了。这时的罪犯心理压力较小，犯罪成本也较小，让大多数人觉得不去做和其他人一样的事情是自己犯傻，同时降低了犯罪行为被谴责的心理愧疚感，导致大多数人参与盗窃。

当环境改善了，变得既漂亮又清洁后，人们都不好意思打破这份美好，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文明人。人们以社会规范来要求和制约自己的言行，暴力犯罪和盗窃现象相应减少了，助人为乐等文明行为则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