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一心　不敢惜死

“执法一心，不敢惜死”，是隋代大理少卿赵绰与隋文帝杨坚君臣发生争执时说过的一句话，表明身为法官的赵绰忠于职守的坚定抉择。由于像赵绰这样不徇私情、不顾个人恩怨、不看皇帝颜色、秉公执法的法官极为罕见，故而《北史》、《隋书》、《资治通鉴》对赵绰的言行事迹不但均有记载，而且大加赞赏。

赵绰，河东人也，性质直刚毅。在周初为天官府史，以恭谨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见知，累转内史中士。父艰去职，哀毁骨立，世称其孝。既免丧，又为掌教中士。高祖为丞相，知其清正，引为录事参军。寻迁掌朝大夫，从行军总管是云晖击叛蛮，以功拜仪同，赐物千段。高祖受禅，授大理丞。处法平允，考绩连最，转大理正。寻迁尚书都官侍郎，未几转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狱，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二十匹。每有奏谳，正色侃然，上嘉之，渐见亲重。上以盗贼不禁，将重其法。绰进谏曰：“陛下行尧舜之道，多存宽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纳之，因谓绰曰：“若更有闻见，宜数陈之也。”迁大理少卿。（《隋书·赵绰传》）

早在隋朝大军征讨陈国时，陈国将领萧摩诃便归顺了隋文帝，来到京城做官。他的儿子萧世略后来在江南起兵造反，萧摩诃因此受到牵连。按照成法，应当追究萧摩诃的罪责，大理寺因此而将萧摩诃收监问罪。文帝杨坚认为萧摩诃人在京城，其子被人裹挟造反，他并不知情，主张予以赦免。围绕究竟该不该赦免萧摩诃，大理少卿赵绰和文帝杨坚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执：

故陈将萧摩诃，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固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同上书）

用现在的观点看来，隋文帝杨坚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大理少卿赵绰则未免太教条和本本主义了。但赵绰是按照当时的连坐法而主张追究萧摩诃罪责的，也有其一定的依据。如果说这次争执得分的是文帝杨坚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另外两次争执，则彰显了赵绰的法治理念：

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裈，俗云利于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绰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颎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上乃止。（《同上书》）

用前几年小品中的一句台词来说，隋朝的刑部侍郎辛亶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官员，为了图吉利盼升迁而穿着红色的裤子上朝行走，无怪乎文帝杨坚要治他的罪。但是，辛亶的乖张行径虽然有罪，却罪不至死，文帝于盛怒之下要将其斩首，委实量刑过当。于是，赵绰当即指出：辛亶“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公然顶撞了主子。文帝转而命令左仆射高颎“将绰斩之”，赵绰依然不认可，表示“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紧接着，又说出了“执法一心，不敢惜死”的名言。不难看出，赵绰所要捍卫的，乃是依法办案。围绕是否应当将两个用假钱兑换好钱的罪犯斩首的争执，在逻辑上和是否将辛亶斩首略无二致，赵绰的初衷都是为了维护法的尊严。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法官，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赵绰敢于和皇帝公然争执，反对当权者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实属难能可贵。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中，除了转引上述几则掌故以外，还记载了赵绰和文帝杨坚之间的另外一次争执：

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拂衣入阁。绰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它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阁，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驭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它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颜。会独孤后在坐，命赐绰二金杯酒，并杯赐之。旷因免死，徙广州。

这次争执之所以最能吸引世人的眼球，乃是因为赵绰施以援手的对象大理掌固来旷不仅是他的部属，而且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卑鄙小人。来旷获罪的原因不是别的，乃是因为诬告其顶头上司大理少卿赵绰。来旷告发“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引起了文帝的高度重视，遂亲自派员前去调查，结果发现来旷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赵绰根本没有任何偏袒枉法行为。于是，文帝杨坚为之震怒，而下令将来旷斩首。有道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来旷害人不成反害己，完全是咎由自取，怪不得他人。赵绰作为被诬告者，对于文帝主持公道，为他洗清冤屈，应当心存感激才是。然而谁都想不到，赵绰非但没有暗自窃喜，反而认为来旷罪不至死，要求文帝不能任性地处死诬告者来旷。见赵绰不知好歹，居然和他争执，文帝生气了，遂“拂衣入阁”。赵绰见状，便以有其他要事需要禀奏为名请求召见。而当文帝允准赵绰觐见后，赵绰所言三点还是关于对来旷量刑过重之事。于是文帝被赵绰的忠诚正直感动，而赦免了来旷的死罪。显而易见，赵绰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来旷有何特殊的眷恋之情，而是因为他有一颗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的心。因为赵绰执法一心，即便是对待曾经诬告他的恶人来旷，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放弃法律的天平。

品味赵绰其人其事，悠然想起了历史上几则掌故。《韩非子·内储说下》载：

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文公召宰人而谯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为以发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锥贯脔而不见发，臣之罪二也；奉炽炉炭，肉尽赤红，炙熟而发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

宰人为自己所做无罪辩护的逻辑与赵绰如出一辙。宰人说“臣有死罪三”，赵绰也说“臣有死罪三”。据此可见，赵绰的表达方式显然受到了春秋时晋文公的宰人的影响。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载：

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诏吏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

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婴劝谏齐景公的这个故事可圈可点，流传甚广。他数说当事人犯有三桩罪过，其实是在运用正话反说的方式促使齐景公幡然悔悟。

《宋史·道学列传一·周敦颐》载：

周敦颐，……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周敦颐是宋代大儒，曾经做过一段南安军司理参军。在这个位置上，周敦颐为了纠正一桩量刑过重的案件，而和专横跋扈的转运使王逵发生争执。当王逵不肯认错时，周敦颐为了捍卫法律尊严而奋起抗争，甚至不惜弃官而归，这才为错判者捡回了一条性命。“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周敦颐的这句名言，堪和赵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的名言相媲美。

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口含天宪的最高统治者的喜怒爱憎既可活人，也可致人于死地。面对封建制度的这一痼疾，隋代法官赵绰在权力和法律的天平面前毅然选择了法律，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不惜违背隋文帝的个人意志，多次与文帝杨坚发生尖锐的争执，并且能够取得文帝的谅解，而在官场上走完其生命的全程。由于隋文帝杨坚是一位胸襟开阔、富有包容之心的皇帝，赵绰才能够一再冒犯龙颜而有惊无险。如果他所侍奉的不是文帝杨坚而是别的雄猜刚愎之主，悲剧恐怕早就发生了。观诸史籍，不能不说，隋代高官赵绰是封建时代的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