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和叔齐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垂青史是古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又是一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一个历史人物的影响力大小评价高低，首先在史籍当中要有记载，但却不受载入史册的篇幅多少之影响。一本五千言的《道德经》使老子誉满天下，洋洋大观的《吕氏春秋》却未能提高吕不韦多少身价。《史记》中关于伯夷、叔齐生平事迹的记述虽然十分简约，伯夷、叔齐却始终是世人心中的精神偶像，自孔子以降，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名人墨客对之推崇备至。

伯夷、叔齐是商纣王时期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一带）国君初的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兄弟二人的故事并不复杂，却足以感天动地泣鬼神。

第一件事因乃父的遗命而起。孤竹国君初去世前，表示过想让叔齐继位为君。等他死后，叔齐要把国君之位让给兄长伯夷，伯夷不肯接受，告诉叔齐说应当执行父亲的遗命，随后便逃离了孤竹国。叔齐见状，不肯做国君的决心愈加坚定，也跟着离开了孤竹国。国人无奈，只得拥立先君的中子继位为君。在这件事上，伯夷、叔齐兄弟二人按照自己对孝、义的理解做出了选择，令人垂涎的国君位置并没有让他们动摇自己的孝义信念，因为所辞让的是小国国君之位，故而他们兄弟二人令天下人心生钦佩。

第二件事因改朝换代、武王伐纣而起。逃到北海之滨隐居的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治理下的地方善养老，便赶了过去。可是等他们来到时，西伯昌已经去世，其子继位，号称武王，率领军队替天行道，东向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对此不能认可，便出现在周武王的面前叩马而谏，劝阻武王不要大动干戈，以下犯上，以臣弑君。武王没有理睬他们，继续挥师伐纣而底定天下，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更加无法接受这一现状，于是“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上，采薇而食之”，直到被活活饿死。在这件事上，书生气十足的伯夷、叔齐通过自己义无反顾的抉择，彰显了他们心中的人生价值观，他们对仁、孝、义等观念的理解也昭然若揭、清晰可见，故而被后人作为仁人志士的光辉楷模。几千年之后，到了1940年代后期，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肯饿死，不吃国民党的救济粮”，无疑延续了伯夷、叔齐的浩然正气。

伯夷、叔齐的选择在古代绝非孤例，有理想有气节有品格的人在所多有，但却没有伯夷、叔齐得以青史留名的幸运。对此，司马迁将之归结为因为伯夷、叔齐受到了孔子反复称赞的缘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司马迁的见解固然有其道理，但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伯夷、叔齐的行为选择以及他们贵公子的身份。不独孔子对伯夷、叔齐情有独钟，再三称赞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古之贤人”，先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相国管仲便曾指出：“故伯夷、叔齐非于死之日而后有名也，其前行多备矣。”在孔子之后，孟子称赞夷齐为“圣之清者”；韩非子将伯夷、叔齐与古代的圣人并列：“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屈原更是将伯夷、叔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在古代诗人的笔下，伯夷、叔齐更是被反复讴歌。陶渊明赋诗曰：

二子让国，相将海隅。

天人革命，绝景穷居。

采薇高歌，慨想黄虞。

贞风凌俗，爰感懦夫。

李白赋诗感怀曰：

青云少年子，挟弹章台左。

鞍马四边开，突如流星过。

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

夷齐是何人，独守西山饿。

白居易对伯夷、叔齐情深意切：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

岁晏薇已尽，饥来何所为？

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

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

枥马非不肥，所苦长执维。

豢豕非不饱，所忧竞为牺。

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唐代诗人胡曾赋诗曰：

孤竹夷齐耻战争，

望尘遮道请休兵。

首阳山倒为平地，

应始无人说姓名。

北宋名臣司马光作有《夷齐庙》：

夷齐双骨已成灰，

独有清名日日新，

饿死沟中人不识，

可怜今古几多人。

明人刘基赋诗抒怀：

伯夷清节太公功，

非处非邪岂必同？

不是云台兴帝业，

桐江无用一丝风。

元代诗人徐琼作有《清节祠》：

国统人推仲子承，

首阳甘饿有余情。

两逃兄弟彝伦重，

一谏君臣大义明。

殷地既非薇自老，

周邦虽有粟无生。

故墟古庙昭旌额，

篡逆相过愧岂生。

因为伯夷、叔齐曾在行将饿死之际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故而，宋末文天祥作有《和夷齐西山歌》曰：

小雅尽废兮，出车采薇矣。

戎有中国兮，人类熄矣。

明王不兴兮，吾谁与归矣。

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

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

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

凤不至兮，德之衰矣。

且不论伯夷、叔齐相继辞让国君之位，他们在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后“义不食周粟”的人生抉择，仅仅在志不可夺的意义上才可称道，在“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意义上，则不仅应当受到责备，而且显得十分渺小。那么，古人为何不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观点出发予以批评，而要反复歌咏他们的操守人格呢？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人生境界真善美，伯夷、叔齐的选择已经超出了寻常之辈的真假抉择范畴，而进入了善和美的范畴，故而大凡修养见识能够企及善和美之境界的人，均对之抱有无限的同情和敬仰。

闲来无事，翻看台湾地区学者李敖关于伯夷、叔齐的评论文字，倒也耳目一新。李敖说：“他们避周朝之祸于首阳山上，‘义不食周粟’，结果吃草采薇而死。我觉得他们是傻瓜。因为他们吃的草，也是周朝的。这样糊里糊涂地饿死，真是划不来——这是我们现代人绝不采取的方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李敖用传统的理念来批评伯夷、叔齐的僵化糊涂，实在不失为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好办法。许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泥潭深陷而无法自拔，其实原本无需从外部用力，只需向自己内心深处的陈腐观念击一猛掌，便可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