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象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第三节

文化意象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文化意象翻译是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过程，两种文化的相通之处构成文化意象翻译的基础，其差异之处则给文化意象翻译带来障碍，给译者忠实传达和译语读者准确理解原作文化意象内涵带来困难。比如，中国文学中“楼”的文化内涵不易被英语读者所深刻理解，英语文学中“海”的文化意蕴也不易被汉语读者所完全领会。译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文化意象翻译上要正确处理异化与归化的关系。异化是指译者将原作文化意象忠实地保留在译文中，使其具有一种异国情调；归化是指译者把原作文化意象替换成译语特有的文化意象，消除译文中的异国情调。译者要处理好异化与归化的关系，需要正确认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关系。

文化意象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通过翻译的手段相互了解和熟悉，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都得益于文化交流，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功不可没。季羡林在《中国翻译词典》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翻译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所做的贡献，“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有责任把原作所反映的源语文化特色介绍给译语读者，鲁迅认为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目的是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因此译者应尽可能保留原作的异国情调。“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

文化交流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应对原作文化意象进行异化处理。译者把原作文化意象介绍给译语读者也要考虑其文化接受能力，接受美学理论认为，读者在阐释一部作品之前其头脑中已积淀下了他从阅读其他作品中获得的审美经验、审美意识、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等，这形成了其期待视野。读者从自己的期待视野出发，对新作品进行审美价值的判断和评价，如果读者从该作品中获得的审美经验和文化体验与自己的期待视野相一致，那么他就容易接受该作品；如果不相一致，那么他对该作品在短时间内就会不太容易接受。在文化意象翻译中译语读者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出发，通过译作对原作文化意象进行阐释——如果译作意象带给他的文化体验符合本民族文化价值观，他就容易接受；如果存在差异，他在短时间内就不太容易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对原作文化意象做适当的归一化处理，以适应译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力，但也不应过分归化，把原作文化特色全部替换成译语文化特色，这有悖于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宗旨和目的。鲁迅认为：“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译者要处理好异化与归化的关系，必须把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放在平等地位上来对待。译者如果认为译语文化优于源语文化，就容易走向过度归化的极端。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在西方已有较长的历史，由于近代中国在经济、文化上一度落后于西方，因此不少西方译者具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对其任意归化。近现代的几百年间，欧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飞速发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于是欧美社会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对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美译者在翻译“文化弱势”民族的文学作品时常常将其文化特色改换成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安德烈·勒菲弗尔在《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语境中的实践与理论》中认为翻译受若干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中心文化的权威；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指出，欧美文化中心主义是通顺翻译和归化翻译的根源，他主张用异化翻译来对其进行抵抗，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作品包含了大量的文化意象，如《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作品描写锦瑟带给诗人的丰富感受和体验，第二、三联包含了一组文化典故，“庄生”指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庄子·齐物论》中记载：“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望帝”指传说中的古蜀国君王杜宇，相传他死后魂魄化为杜鹃，其悲切的啼声寄托了望帝的哀思。“沧海月明珠有泪”说的是《博物志》中描述的“鲛人”，其哭泣时流下的眼泪像明珠一样晶莹；“蓝田日暖玉生烟”描写玉山（今陕西省蓝图山）在阳光照耀下散发出的雾气烟霭，珠泪、玉烟暗喻诗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美好而又虚无缥缈。Shui Chien-tung和Keith Bosley的译文对原诗进行了随心所欲的文化改写，把望帝“化”成了西方人所钟爱的玫瑰（Wang-ti in spring/Loved，wept and was a rose）。译文中还出现了god's daughter、god's eyes、nightingale、mermaids等西方文化特有的意象，以及city、minister、canals等译者自己添加的意象。许钧在《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中指出，译者对待异域文化应克服“无视、轻视、仰视”三种态度，其中前两种是指译者以“‘不平等’的‘惟我独尊’”的傲慢态度去“对待差异，不尊重异域文化，随意宰割，任意侵犯，这是文化的霸权主义”。译者应切忌“不负责任的异想天开，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以所谓的创造之名，行偏离之实”。另一方面，译者如果抱着文化自卑感，仰视异域文化，对原作文化内容进行过度异化，就有可能由仰视发展为崇拜，因此译者应切忌“目光短浅，视野狭窄，不识异质文化之真谛，浅尝辄止，错以糟粕为精华，在无谓的冲突中牺牲译语文化的利益”，切忌“拜倒在原语文化脚下，不顾译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要求，以所谓‘愚忠’，反起离间读者的副作用，隔断了交流的机会”。

跨文化交流是一个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当一种异域文化通过翻译进入译语文化时，译语读者对其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的接受过程。尤其是那些文学经典名着的翻译，译语读者往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期才能逐步理解其文化意象的深刻内涵。译者应尽可能保留原作文化意象和异国情调，留给译语读者充分的文化阐释空间。许钧认为：“翻译这一基本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本质，要求翻译以促进交流为己任。如此看来，翻译异国文化，就其根本任务而言，是为了吸收”，“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外来文化，对于外国语言中的新表现法、新结构，对接受者文化和接受者语言来说，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反抗’或‘冲突’”，“就翻译原则而言，既然是为了促进交流，那面对异质的文化，面对异的思维方式，异的风俗习惯，异的语言表现法，首先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接受，以尊重为原则。而翻译若以尊重为第一原则，则会采取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或开放的心态去尽可能将异质的一面传达到接受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