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个先生
[中国]巴金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
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底。
因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
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渐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抽烟的人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体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
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了战场。
他孤零零地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别人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挨日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活下去。他的话和我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的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那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
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天像流星似的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第三个先生。
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的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
我刚进去不久,他就中途辍学了。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他为了使自己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矩矩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
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延的。
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姐姐知道这件事,出去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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