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
直到今天,不时还有人提着以麻袋装的稿纸找到中科院数学所,欲以此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存在。一场精神的激励如此之久远,除了让人感觉到精神的勉力之外,还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纯朴。
陈景润后来生活的窘迫困苦和他前期的声誉一脉相承,他活了63岁。陈景润式的不问待遇勤奋献身,近乎木讷的不问世事,成了知识分子群落中完美的典型。正因其完美,才又如此的脆弱。
陈景润是科学春天里的报春花。有一个细节不妨记取:这位国际数学界的天才人物,中国的国宝级知识分子,在北京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挤得掉下车,摔坏了宝贵的数学脑袋,也因此结束了生命。这是在陈死后,人们才得知的。
彭加木
彭的失踪让人对科学家的关注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对一个科学家命运的空前关注,最好地证明了科学春天的含义。
直到今日,彭加木在天之灵依然难觅,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般探险意义上的期待。有意思的是,彭加木冥冥之中“我离此去东找水”的纸条,好像更多有一种宗教指引的含义。
蒋筑英
人们特别难以忘怀的是,蒋带着他的孩子认真地数着人民大会堂的13根大柱子——这是电影《蒋筑英》开头的片段,洋溢着家庭的天伦之乐。
蒋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研究员。专门将一名科学人员的经历拍成电影,在当时,是尊重科学的一个创举。
蒋绝对不是第一个劳累过度、英年早逝的科学家。但在蒋以后,有关科学家的话题许多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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