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菲《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记温州地区乐清县的“抬会”事件》当代文学作品赏析

作者： 葛菲

作者贾鲁生、鲁娃。1987年9月发表于《报告文学》1987年第9期。1985年10月至1986年3月，浙江温州地区乐清县发生一起奇特的金融事件——抬会。一时间，全县混乱，工农业生产急骤下降。作品记叙了“抬会”事件的背景、发生原因、过程始末，并从这一事件中探讨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乐清县是温州经济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发达的商品经济使这里的人们生活富裕，财源茂盛。然而金钱的诱惑力是无穷的。贪婪者无以餍足的欲望，贫穷者继之而起的梦想，都使对金钱的需求愈来愈大。1985年秋天，乐清县本来在商品领域里正常流通的货币，仿佛在一夜之间，骤然失踪。全县四分之一信用社处于关闭或半关闭状态。农村储蓄总额急骤下降39．6%，与此同时，钱，发疯般源源不断流入十二位神秘人物手中。人们苦苦哀求、以刀威胁、重金贿赂……不择手段地把金钱送给他们。在这疯狂之举背后，存在一个清醒的意识和盲目的信念。所有人都认为自己送去的钱不久将带来更多的钱。于是，便发生了“抬会”——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它的高额利息使人们产生快速“繁殖”金钱的奢望。十二座金融金字塔突然矗起，上面端坐着十二位神秘的会主。金字塔中间，是形形色色的中会主、小会主。底部是无数会脚。几个月之间，两亿人民币(相当于温州市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储蓄总额)从二十万人指缝中流入大中会主的闸门。十二个人向二十万人借高利贷——一场空前绝后的“创举”。然而，这笔巨款既未进入生产领域，也未进入流通领域。它们被囚禁了起来。这意味着它们根本无法增殖。危机，似乎从起始便已酿成。1986年3月，抬会的金字塔坍塌。人们再次发疯，为自己失去的金钱，为自己的受骗上当。暴力流行。强者杀人弱者自杀，一派疯狂而凄惨的景象。在有关各方面的控制下，事件很快被平息。然而，它也留下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那么多人是怎样被卷入抬会的?那么多人的行动为什么如此统一?那么多人的意志被什么力量征服了?答案并不复杂：贪婪!在抬会的中坚力量中，女性居大多数。人称“女性大赌博”。在这场女性大赌博背后，隐含着的心态似乎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贪婪”、“愚昧”，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因素。抬会中，货币发生额极其巨大。然而全县近千名大中会主，没有一本正规帐。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文盲、半文盲。抬会究竟由谁发明?何以迅猛发展又如此短命?作者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对抬会，社会拥有发明权。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国家金融机制对民间资金市场却无力控制。民间游资向高利率的地方流动。利率越高，流速越快，而银行、信用社的利率却被规章制度压得几乎只是民间借贷利率的一半。一个呆板的侏儒和一个灵活的巨人较量，胜负显而易见。然而，乐清的文化大大落后于经济。庞大的民间资金市场被一大批脑子稍稍灵活的文盲、半文盲经营着。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经济现象，其寿命注定短暂。倒会后，乐清县到处可以听到对金钱的埋怨、责难、诅咒。这种责难是一种历史的情绪的延续。然而，金钱何罪之有?金钱并不等于邪恶。抬会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然而，这却是文明进程中的代价。抬会已经刹车，文明却不能因此挫折而停止前进。作者最后议论道：“钱眼”是文明在同强大的贫穷和愚昧搏斗中留下的伤口。文明不会死亡，因为它有强大的再生机制。伤口愈合之后，文明将彻底战胜贫穷和愚昧。所以，尽管要付出代价，文明不该被杀死。这，就是抬会留下的启示。作者从抬会的行为方式、人的心态、社会效果等方面分别切入，站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沿，以敏锐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于“灾难”中捕捉着文明进程的脚步和信息。因而，这部作品既有剖析的深度，又有透视的高度；既有较好的新闻性，又有很强的思想性。作为一部问题报告文学，作者在揭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思想的深刻性、敏锐性以及很强的理性思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