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两极——试论沈从文与张爱玲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

人性的两极——试论沈从文与张爱玲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

人性的善与恶，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表现主题。性本善、性本恶、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等描写都在向人们展示：人性是由崇高和卑劣构成的。而张爱玲和沈从文的小说就分别描写了那个特定年代中人性的两极。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和张爱玲属于同时代而创作倾向和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家，前者属乡土文学范畴，后者则被称为都市小说。尽管他们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人物、环境具有天壤之别，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表现的中心都是人性。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宣扬人性美，张爱玲展示人性丑。在沈从文那里，所有的人物无论他们的地位出身如何，一律都有着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女人统统美丽、温柔、善良，男子个个都是强悍、粗犷、充满英雄气的伟丈夫，甚至连商人、妓女都重义轻利；而在张爱玲的笔下，大多数人物的心理都是不健全的、病态的、丑恶的，这种南辕北辙式的反差，实在令人深思。

沈从文的小说，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写城市知识阶级，重点写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城市上层社会道德的堕落与人性的丧失，这类作品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等等；第二类作品写的是乡村与下层社会，真正代表沈从文创作成就的是这部分作品，在这类作品中，沈从文专心致志地构建了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世外桃源——湘西世界。

沈从文说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体形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人性是沈从文创作的起点，也是归宿。人性美，在他的笔下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爱，这种爱与美，在沈从文的许多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小说有的是根据湘西少数民族的奇异风俗和宗教传说而写成的，有的则带有作者的理想色彩。这中间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浸染，没有生命的迷失及异化，每个人物的爱憎悲欢都体现着自然向上的生命活力。

写于1928年的《龙朱》是一部洋溢着浪漫气息和古典情调的风俗与人性传奇。主人公龙朱“是权威，是力，是光，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但由于过分完美，少女们都不敢把他当做恋人来追求，只把他当做神来崇拜，后来终于在一次对歌中他和黄牛寨公主相爱了。《神巫之爱》中的神巫也是个美男子，所有的年轻女子都渴望成为他的情人，而他却意外地爱上了一对孪生哑女。《媚金、豹子与那羊》写英雄豹子与顶美的女人媚金约会，因发生误会双双拔刀自尽，为爱和美而殉葬。在这些作品中，优美的爱情、美丽的自然、动人的边地风情和奇异的风俗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空灵而恬静的风景画，借此讴歌浪漫而带点野性的原始生命状态，寄寓着沈从文的人生理想。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到了他的代表作《边城》里便推到了极致，这部作品是支撑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世界的柱石。作者说，他在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沈从文描写了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故事。准确地说，作者所展示的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善与美的化身。70岁的老船工撑船摆渡，五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并且分文不收，他的品德受到了小城人们的赞美。在善良淳朴的老祖父的抚育下走过了17个春秋的翠翠，很自然地保存了爷爷身上一切美好的品质，而且还杂糅着一个山野少女固有的美德——天真活泼、心地善良，既有着一般少女的羞怯，又有着大自然赋予她的一股生气，充满着青春活力，她的淳朴和纯洁犹如深山流出的一股清泉，从未受过城市工业文明的污染，没有一点杂质，所以当她从心底爱上一个人后，便坚定不移地等着他，即使这个人永远也不回来。除了这祖孙二人外，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心灵同样是美好的，“即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深厚，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绅士还更可信任，与她们相熟的水手之间，钱固然可有可无，而情感的真挚，竟也痴到无可形容”。单纯、勤勉、慷慨、勇敢是这里人们的本色，而对虚伪、权术、欺诈则一无所知。家境贫寒的能听天由命，安贫乐道，不乱取予；有钱有势的乐善好施，从不吝啬，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友情、体贴和关怀。

再来看看《阿黑小史》中的描写：“站在门边望天，天上是淡紫与深黄相间，放眼又望各处，处处村庄的稻草堆，在薄幕的斜阳中镀了金色。各个人家炊烟升起以后又降落，拖成一片白幕到坡边。远处割过禾的空田坪，禾的根珠作白色，如同一张纸画上无数点儿，一切光景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在这光景中，五明与阿黑倚在门前银杏树下听晚蝉，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在这时，和谐的自然、纯洁的爱情和抒情的笔调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作者笔下的湘西世界之所以这样优美，是因为他所申述的是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并不是要把时代拉回到原始洪荒和封建宗法社会中去。他只是希望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人们还能保持和发扬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品德，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能够生活得庄严一点，合理一点，因此，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使读者感受到作家那颗鲜活跳动的心，看到作家始终以爱的眼睛去观察周围的社会，用善良的心去进行思考，以真诚的态度进行创作，那是作家用全部心血浇灌出来的一朵奇葩。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时的女作家张爱玲却在编织人性的另一种表现。

张爱玲是稍晚于沈从文登上文坛的女作家，她创作的鼎盛时期在1943—1945年。当时文学的主流是民族斗争，保家卫国。而张爱玲则另辟蹊径，这一点与沈从文相同，他们都远离当时的主流文学，因而也不被接纳，把笔触伸向沪港洋场社会，揭示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人们的生活及情感。张爱玲笔下的洋场社会，是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最古旧腐朽的封建文化相结合的畸形产物，她在揭示这种畸形社会时，所选择的是与沈从文大致相同的角度：即人性，或者说是性爱。然而与沈从文相反，张爱玲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人性中丑恶卑劣甚至可怕的一面。她的大多数作品似乎都在告诉读者：人间无爱，至多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是现代人的疲惫，爱情婚姻的虚伪，夫妻关系的不可信，甚至疯狂的性报复与乱伦关系等等，从而揭示了旧的传统道德观念面临挑战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确立起来这样的特定时期商业社会生活圈内那种普遍的迷惘、失落与疯狂。

张爱玲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就描写了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19岁的上海少女葛薇龙因为战争的原因到香港投奔从未见过面的姑母梁太太。姑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她主动把自己的青春换成了金钱。可这钱填不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年轻的男人、半老的神士。为了获得众多的男人，她先用年轻的佣人作诱饵，这时，纯洁的侄女便成了她最好的诱饵，幼稚而又多情的葛薇龙被洋场少年乔琪乔欺骗后，寻死觅活，这时梁太太开始向她灌输对付男人之道，终于使她变成了一名交际花，为了奢侈豪华的生活而出卖自己。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对于和乔琪乔的关系，薇龙自称为娼妓，她嘲弄地说：与娼妓不同的是，她们是不得已，而她则是自愿的。在张爱玲看来，葛薇龙的堕落与社会制度和历史的关系不大，而主要是普遍的人性弱点的具体体现。

张爱玲的另外两篇小说《茉莉香片》和《倾城之恋》有着同样的生活背景，也是从上海到香港。《茉莉香片》写年青一代寻找父亲的故事，20岁的聂传庆生着一张女性美的面庞，他四岁时，母亲去世，母亲生前没有爱过自己的丈夫，就为了这个，聂传庆的父亲把对妻子的恨转嫁到了儿子身上，可以说，传庆失去了母爱又从未得到过父爱。后来，传庆在母亲的遗物中发现她过去有过恋人，正好是现在自己所在大学的国语教师言子夜，这给处于绝望之中的传庆带来了空想，于是他把言子夜当做理想的父亲形象，到了失态的地步。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是传庆的同学，平时传庆讨厌她，知道了言子夜和母亲的恋情后就恨她，并固执地认为是言丹朱剥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幸福。于是，当一次在课堂上受到言子夜的斥责后，聂传庆的嫉妒和变态心理促使他对言丹朱进行疯狂的报复，不断折磨她，虐待她，对她施以拳脚，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聂传庆的性格是阴郁的，他要找回失去的父爱而不可得，终于变得疯狂、迷茫。

《倾城之恋》描写的是一部没有爱情的传奇。28岁的上海少妇白流苏出身于书香之家，身上有浓厚的东方女性的气质，与丈夫离异已有七八年，住在娘家。她的兄长吃喝嫖赌，早想把她打发出去，世态的炎凉使她产生了一种孤傲的心理。在一次舞会上，白流苏偶然认识了从英国回来的青年实业家范柳原，范的父亲是中国人，很有钱，当年和伦敦的华侨交际花秘密结了婚，生下了范柳原，在中国，范的父亲还有妻子，因此，范母终身未回过中国。父母死后，范柳原得到了继承权，身在异国、找不到自我认同的他有一个解不开的中国情结，当认识白流苏后，范柳原立刻被有着离婚史、善于低头的、具有中国风韵的白流苏所吸引，他从她身上找到了真正的东方女性美，实际上两人都试图在对方身上寻求自身的缺失，于是两人相悦相恋，一同去了香港。然而，白流苏很快发现范柳原并不想与她结婚，并且有别的女人，开始她出于东方女性的矜持与道德标准，不想当情妇，但此时她已无颜再回到上海去面对家人，无奈一步步成为范柳原不明不白的情妇，正当范准备抛下她独自到英国去时，香港沦陷，在这战争的大动荡中，他们终于结合了。作品结尾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香港的沦陷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倾覆了。”白流苏终于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却给人以凄凉、残忍的感觉。

如果说以上作品只是表现人性弱点和缺陷的话，那么《金锁记》中，这种人性的丑恶和阴鸷则被推向了顶点。作品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在金钱和利害关系的支配下母性的堕落与丧失，讲述了一个母亲对自己亲生儿女残害的传奇故事，主人公曹七巧也成了现代文学中最复杂的形象之一。她出生在寻常百姓家，父母早逝，自私贪财的哥哥把她嫁给了虽有钱有门第却是个残疾的官宦世家子弟姜家二少爷，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整天陪着一个死人一样的丈夫。贫穷出身的曹七巧原来就是姜家轻蔑的对象，加之没有教养，口无遮拦，常把与软骨病丈夫的那点烦恼事挂在嘴边，触犯了读书人姜家的禁忌，越发被妯娌们嫌恶，甚至连丫头们也看不起她。在这样的家庭中，七巧只有处处设防、事事算计才能保住二奶奶的地位，同时也逐渐失去了正常女人、一般母亲的心理。10年后，婆婆和丈夫去世，分家后的曹七巧带着两个孩子搬出了姜家大院，成为一家之主。这时的她像变了个人，10年来无休止的等待、失望、屈辱，她早已不相信任何人，只信金钱，为了钱她甚至扑灭了自己燃烧的情欲，无论真假爱情此时都不能再接受，同时，她开始疯狂地报复所有人，这种阴鸷的心理深深地嵌在了她的灵魂中，成了一种潜意识和心理惯性。七巧无意中把这种报复施于自己的一对儿女身上，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世上有几个母亲会迫害自己的孩子呢，而七巧则不然，儿子长白在她的管教下性格比女性还软弱，七巧把他看做生活圈子中唯一的男人，所以当儿子娶亲后她仍抓住不放，时时防范儿媳，整夜拉儿子陪她抽大烟，探听儿子的房事，翌日四处宣传，指责儿媳为淫妇，使儿媳忧郁而死，这以后七巧又给儿子纳妾，好不容易把他拴在了身边。对于女儿长安，七巧有一种本能的虐待心理，给她缠小脚，从小教她抽鸦片，教她恨一切男人，同时又不许她与任何男人接触。在七巧的一再阻挠下，长安到30岁还未出嫁，好不容易才托人介绍了一个男友，长安为此戒了鸦片，处处小心，可七巧却向长安的男友撒谎说女儿是一个戒不掉鸦片的大烟鬼，连哄带骗地断送了长安的幸福，其阴险毒辣真是令人毛骨悚然。除此而外，张爱玲的其他小说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琉璃瓦》等也都向人们展示了爱情的虚伪和人性的丑恶，张爱玲的多数作品都没有离开这个主题。

综上所述，我们分析了沈从文与张爱玲作品中人性的两种极端的表现，这种表现贯穿于他们作品的内容、情节、人物形象等诸多方面。在沈从文笔下，男子一律健壮、强悍、粗犷、英俊，充满了丈夫气甚至英雄气；女子统统美丽温柔、纯洁善良。而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男性不是不负责任的浪荡子，便是卑琐、柔弱的无能者，有些还是女性化了的人物；女性则大多是自私变态、视金钱为上帝的可怜虫。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反差呢？虽然说与作品表现的生活层面有关，但更主要地还应该从作家的生活阅历、家庭背景、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等方面入手进行探讨。

一般而言，一个作家的故乡、出身和童年、少年生活的经历会给他日后的创作留下明显的影响。当然，由于各人情况的不同和生活的经历各异，这种影响的深浅也各不相同。这种影响在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创作中都表现得较为明显。

沈从文小说表现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美，首先源于他的年轻生命赖以生成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而张爱玲笔下所反复展示的人性的阴郁也与她生活的沪港洋场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边城的一个行伍世家，身上流淌着汉、苗、土家族等民族的血液。这里地方的特异性极为突出，充满了各种奇异的边地风情。沈从文14岁入伍跟随一支土着部队在川、湘、黔、鄂四省辗转5年之久，结识了水手、士兵、船夫、娼妓等各式人物，走遍了沅水、湘水所有流域大小几百个码头。这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他很早便熟悉了不少奇异多样的边地风俗，阅遍了社会、人生和自然这部大书，为他日后创作地方色彩浓郁的湘西小说打下了丰厚的生活基础，也形成了他追求生活中真善美的艺术风格。由此可见，湘西对于沈从文来说是太重要了，他对家乡的人民和一草一木都怀着深深的爱，可以说，是湘西乡土的乳汁哺育了沈从文，没有湘西的生活经历便没有沈从文的锦绣文章，这片特殊的水土为他的文学创作设立了永久的对象与情境。特殊的生活阅历使得沈从文在艺术风格与文学观念上也与别的作家大相径庭，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乡村情结。20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继而又南下上海，开始进入都市生活圈，他以湘西人执拗独特的艺术才情开始了创作生涯，并且获得了成功，以自己丰硕的成果为京派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即使如此，他的乡村情结仍未改变。沈从文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情与哀乐自有他独特的样式，也不缺少机警却又不懂诡诈。”早已成为都市知识者的沈从文之所以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一方面表现了他对于已丧失的文明的一种怀念，另一方面也是对都市生活持有一份乡下人的评判尺度，同时还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抵抗，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所说：“写这部作品的原因是：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的伟大之处与目前的堕落处，给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许只能给他们一丝苦笑，一个噩梦。”很明显，作者所追求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把劳动人民身上的优良传统扩大到一切人身上，是一种失去了的过去的美丽，因为对黑暗的现实不满，沈从文所看到的是由于近代文明的污染，人们身上那原本已不多的正直朴素的人性美，也快要消失无余了，他希望回到一个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世界里去，这种愿望始终贯穿在沈从文的创作活动中，他既是乡土的寻梦者，又是都市人生活的批评者。实在说，也只有沈从文那样生活经历的作家才能将这两者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沈从文对美的强烈追求与感悟不仅表现在他的创作中，甚至表现在他以后所从事的考古学研究方面，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美。

与沈从文形成强烈反差，张爱玲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环境属另一种特殊类型。张爱玲于192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贵族之家，祖父张佩纶是清代名臣，祖母为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母亲则出身于南京一个西洋味极浓的家庭，这样她的家既有前清贵族之家的豪华，又有西方思想的渗透。这样的家世，如果按常理发展，张爱玲或许会成为第二个冰心，在作品中歌颂母爱、儿童、大自然。但事实恰恰相反，她没有冰心那样温馨而甜蜜的童年，这个贵族之家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任何幸福，甚至不能为她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像中国当时大多数家庭一样，张爱玲父母的婚姻也是由父母包办的，且婚后感情一直不合，母亲只能被动反抗，三天两头回南京娘家，这种状况到张爱玲出生后仍未得到改观。张爱玲一直由一个叫做何干的女佣人带，在私语中她说：“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婴儿时代母亲的缺席给张爱玲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四岁时张爱玲的母亲扔下她到了英国，这以后她进了寄宿学校。从幼儿时代起，常常不在的母亲的形象化为永远抓不住的影子，成了张爱玲文学的背景，在她的许多小说中，只有父兄而没有母亲，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家，《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娘家等等，这几乎成了张爱玲作品的惯性。张爱玲的父亲也没有给过她父爱，父亲虽然饱读诗书，却是个蓄奴吸毒的纨绔子弟，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嫖妓、养姨太太、赌博、抽大烟，无所不为，正因为如此，妻子才留下张爱玲和弟弟远走英国。张爱玲的童年是孤独、凄凉的，这使她从小养成了敏感早熟、沉默、孤独、不合流的性格。在她日后的多数小说中，主要人物都缺少母爱和家庭温暖，父兄则大多是自私、无能、不负责任的人，可见，童年的生活在张爱玲心上留下了多么深的阴影。从12岁起，张爱玲开始在校刊上发表作品，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中就有母亲和自己的影子，初二时发表的《迟暮》以第三人称描写了一个孤独的女人，是作者自己心态的写照，以后的小说更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历。1938年张爱玲在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因欧战爆发而改入香港大学，在这里，她又看到了香港这个殖民化大都市的生活。在看到沪港世界珠光宝气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世界的腐烂，看透了眼前身边的红男绿女。这样，近现代中国上流社会浓厚的封建性与日益加强的资本主义性，就成了张爱玲占有的极其独特的经验材料。她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亲身体验了动荡的生活，亲眼目睹了时代在自己生活圈子里的投影，而她的性格又是异常敏感的，所以便在自己的小说中真实地记录下了她独特的感受。实在说，也只有张爱玲那样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才能驾驭这样的材料，只有她才能把沪港社会那种封建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相互吸引、纠缠、彼此推拒、碰撞的复杂过程描写得那样真实可信，而这一切又凝结了张爱玲的悲剧性体验。

不难看出，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所要表现的中心其实是一致的，前者反映的是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以及现代文明对古代文明的侵蚀，后者则表现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写出了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适应，从而表现了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中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恐慌与不安。只是由于生活经历和审美价值的差异，他们在展示这种人性时所选择的具体材料不同而已，也正是因为两位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在被淹没了几十年后仍能大放异彩，为众多读者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