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自卑情结探源

郁达夫自卑情结探源

日本学者富长觉梦在谈到郁达夫时说：“郁达夫性格怯懦，在什么事上都有强烈的自卑感。”钟敬文先生也曾回忆道：“当年郁达夫常说自己是个‘自卑狂’。”而郁达夫的老朋友郭沫若则认为：“郁达夫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践的地步。”这些确实是概括了郁达夫性格的主要特征。对于郁达夫来说，自卑已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表现，而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它甚至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在郁达夫的心灵深处，这种自卑意识是根深蒂固而难以排解的。无论是从他的作品、社会活动或是个人家庭生活中我们都可以窥见这一情结。

文学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和审美追求的具体体现，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种种印记，主张文学作品是作家自叙传的郁达夫的创作，主观色彩尤为强烈。纵观他的作品，尽管其内容、题材、手法多种多样，而内在的情愫和形象却是一贯的。这些艺术形象非常明显地折射出了郁达夫自己的性格、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构成郁达夫小说框架的人物有三大系列：一是以自我为主的“零余者”；二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有时这个形象是自我的象征）；三是带浓郁主体色彩的景物。从第一个小说集《沉沦》开始，郁达夫就形成了一种表现自我的创作风格。他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年龄、经历、思想可以不同，但他们却又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性格特征、心理因素和情感方式，这众多的人物构成了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典型。这是什么样的典型呢？他们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弱者的形象。郁达夫总是把他们放在十分卑下的地位。这些人物一露面，就显得软弱、多情，不甘沉沦，拼命挣扎，他们毫不隐瞒自己对金钱、爱情、荣誉的渴望与追求，而又每每幻灭，于是，只能在病中呻吟和自杀。用心头多恨、袋中无钱、于事无补、自卑颓唐来概括这类形象是再贴切不过了，总之，属于意志薄弱的所谓“不幸的青年”或用郁达夫自己的话称作“零余者”。郁达夫用他那特有的敏感气质和清新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他们个人的悲苦和在旧社会所受的歧视，表现了他们孤独的处境，特别揭示了他们灵魂受到创伤以后被扭曲的心理状态，甚至是性苦闷和变态心理，以其露骨的坦率和大胆的自我暴露震动了无数青年的心。《沉沦》里的“他”，《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南迁》里的“伊人”，《烟影》、《东梓关》中的“文朴”以及更多的小说、散文、游记、日记、书信中的“我”，都是这种“零余者”，他们与郁达夫的经历、言谈举止、行为风度，甚至外貌特征和所穿的衣服都极其相似。为达到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郁达夫甚至告诉读者这些人物就是他个人的真实写照。

除了自我形象，郁达夫作品中还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这大致有两类：一类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弱女子，如《迷羊》中的月英，《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以及许多篇中都出现过的妓女群像。作者对这类女性充满了同情，而有时这些女性简直就是作者自怜自卑心理的真实流露。另一类是一些类似于圣女的纯贞女性，如《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纯洁高尚的女工陈二妹，《迟桂花》中冰清玉洁的莲妹，《风铃》中那个为躲避狂风骤雨而到于质夫房中过夜的天真无邪的日本少女，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理想中的女神，而在这些作品中与之相对应的男主人公则多是卑琐的、下贱的，甚至是丑恶的。

景物描写是郁达夫作品的三大形象之一，这些景物或秀丽或萧瑟，或恬淡或孤寂，都带上了作者强烈的主体色彩。郁达夫的景物描写绝不是为写景而写景，目的是为了表达他内心的情绪，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游记，甚至日记，其中的景物描写都带上了他一贯忧郁感伤的格调，表现了他的个性气质和审美情趣。

除作品外，郁达夫的自卑情结在其社会活动及个人生活中也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郁达夫的性格极其复杂，独特而难以把握，在他身上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心理特征。他气质中有激昂、敏感的特征，也有忧郁、孤僻、羞怯的表现，性格时而坚强，时而脆弱，情感容易兴奋，也容易消沉。在他的内心深处，自尊与自卑几乎同样强烈，他一生的荣辱成败、悲欢离合，都与这独特的性格有关。这种个性气质与心理特征，使得他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之后和之前都少有人企及且又毁誉纷然，也是这气质和心理特征，导致他一生坎坷，受尽了磨难和摧残。

从总体上看，郁达夫是一个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正直文人。他生性刚正，愤世嫉俗，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和叛逆精神。早在1917年6月3日，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曾在日记中激昂地写道：“余已不能爱人，余已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余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余因爱我国，故甘受嘲而不之厌；余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这是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热血青年的慷慨之词，表达了郁达夫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早期的许多创作都表现了这样的爱国情绪，鼓舞了无数青年的心。然而他性格的许多方面，甚至在社会活动中的一些表现又是矛盾的，让人难以言说的。以下事例便可以说明郁达夫性格的复杂性：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郁达夫发起组织了新文学最早的社团之一——创造社，并为之付出了很大心血。众所周知，创造社开始标榜“为艺术而艺术”，但大革命爆发后，他们中大多数却又立刻投身其中，并否定了自己开初的文学主张。此时的郁达夫显得较冷静，1926年3月，郁达夫到了广州，他原是怀着美好的革命理想到大革命的中心的，但亲眼看到了革命政府内新军阀、新官僚的种种丑行，又通过一系列事件，他感受到了政治气候正在迅速转变。于是在1927年1月发表了《广州事情》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两篇政论文，遭到了郭沫若、成仿吾等同仁的指责，认为他的文章“倾向太坏”，不该在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写攻击大革命中心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已连累了创造社。公平地说，郭沫若们对郁达夫的指责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天真耿直的郁达夫却毫不犹豫地登报宣布脱离创造社。这样，一方面是人们对他的责怪和非难，另一方面是反动当局派特务对他的跟踪和骚扰，使得他的处境非常尴尬。

郁达夫虽然在多数时候有较高的政治热情，但他又时常申明自己是远离政治、痛恨权贵的。当时的文人们都记得郁达夫的一句名言：“我不是一个战士，我只是一个作家。”（他曾对史沫特莱、徐志摩等人都说过这句话）这句话引起了左联许多人的不满。据夏衍在1962年回忆：当时左联就有人不同意郁达夫作为左联发起人，是鲁迅坚持才同意的，之后左联内部仍有人指责他消极颓废，最后发展到左联开会通过决议将他除名，这显然是当时左联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所致。然而，就在革命文艺阵营排斥他时，当时的反动政府也和他过不去，据说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暨南大学欲聘他做教授，但为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北洋军阀）王士杰所批驳，认为达夫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郁达夫是当时知名的大作家，却时常失业，生活窘迫，没有一个大学敢冒风险聘他去教书。郁达夫一向痛恨官场，认为那是个污浊之地，并常在文章中骂做官的人“尸位素餐，只拿干薪，不替老百姓做事”，却在1936年到福建省政府去当了参议，致使许多人不谅解他。1933年4月郁达夫举家迁移杭州，花大精力建起了风雨茅庐。一向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他此时过起了名士生活，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游记，甚至在杭州官方的报纸副刊上写自己悠闲的生活：今日赴厅长的宴会，明日坐市长的汽车，当时的郁达夫被一群附庸风雅的官僚们包围起来，当做一位名士捧来捧去，使得一向厌恶官场的郁达夫一时飘飘然忘乎所以了。当时的许多进步文人很为郁达夫这一段生活而扼腕。

抗战以后，郁达夫到了南洋，改名换姓，办了一家酒厂和肥皂厂，以不问政治的华侨富商自居，而实际上他又念念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积极领导了南洋的抗日文化运动，直至最后被杀害。以上事例都说明郁达夫的行动与他自己的表白有时是十分矛盾的。

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郁达夫的观念也极其独特，一向自卑感较强。在他的精神王国里，有一种唯女性高贵的自惭形秽的意识，这无论是他童年时对邻家女孩莲仙的暗恋，20岁时对日本少女后藤隆子的钟情，还是在中年时对杭州美女王映霞的热烈追求，到南洋后对漂亮少妇李筱英的情感，都可以窥见他在女人面前是异常自卑的。1920年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回国与孙荃完婚（属父母包办的婚姻，在郁达夫三岁时已订下），婚后两人感情尚笃，曾互有赠诗。1927年，他在上海认识了王映霞，一见倾心，随即热烈追求。为了得到王映霞的爱，郁达夫完全把自己放在了奴仆的地位，几乎是一种奴性的爱。他每天给王映霞写信，有时是2～3封，其内容多是乞求对方能赐予自己爱。3月11日的信中说：“映霞，你竟能这样的狠心，把这一回的事情，当做一场恶梦，想丢了我而远去吗？你竟能够毫不动心地看一个男子死在你面前么，我想你是绝不能够的，我此刻对你的心思，若有半点不诚，请你把我写给你的信，全部公开出来，使社会上的人大家来攻击我。”在郁达夫的强大攻势下，王映霞终于爱上了这位浪漫文人，两人结合并在一起生活了12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婚姻出现变故。这时，郁达夫对他曾经十分珍爱的女人所采取的报复手段又是那样残忍而不近情理，他先是于1938年7月5日在武汉的《大公报》上登载了一则寻人启事，称王映霞携家中细软、现金与某君私逃；后又于1939年3月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19首，把他们夫妻的矛盾冲突公诸于世，用最恶毒的语言公开宣扬家丑，称王映霞为“下堂妾”，完全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弱者的地位进行报复，使许多人无法理解。同样，郁达夫的这种求爱方式也发生在他与李筱英的情感纠葛中。与王映霞分手后，郁达夫在南洋认识了26岁的离婚少妇李筱英，李仰慕郁达夫的才华，主动向他示爱，后来两人同居，虽未结婚，但郁达夫对这个比自己几乎小一半年龄的美丽少妇“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使当时的许多朋友不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筱英去了英国，两人从此分手。1943年9月，年近半百的郁达夫与当地一个华侨的女儿何丽有结婚，这是一个没文化，也不漂亮，忠厚老实，郁达夫常戏称她是傻瓜的女人，直至郁达夫失踪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人，只有在这个女人面前，郁达夫才没有自卑感。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矛盾、自卑这一性格特征几乎贯穿了郁达夫的一生。

那么，作为现代首屈一指的大作家，郁达夫性格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自卑意识呢？这种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生长环境、生活经历以及他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社会地位。

先看郁达夫的生活经历及生长环境，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在溺爱中长大会变得任性、自私，而如果在屈辱中长大，他将学会自卑，郁达夫的生活经历就有这种特殊性。

郁达夫生在浙江富阳城一个书香世家，3岁丧父，家道由此中落，母亲为一家的生活而奔波，无暇顾及他，两个哥哥均在外地读书，整天伴随他的只有吃斋念经的老祖母，郁达夫的童年是在孤独、贫穷和饥饿中度过的。从7岁开始，他就被送到私塾去读书，受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虽说家境贫寒，可母亲对三个儿子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使得郁家三兄弟日后都学有成就。在严母的管教下，郁达夫从小养成了读书好学的习惯，而个性也部分地受到了压抑。他自幼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孤独忧郁，沉默寡言，这种性格特征伴随着他的一生。1913年，郁达夫在日本期间，正是中国最黑暗、最屈辱的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下降。他受尽了异民族的污辱和歧视，强烈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和无奈，从内心升起一种沉重的自卑感。这种沉重的自卑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对于一个正处在青春躁动期的青年来说，这种精神折磨是太残酷了。郁达夫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制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处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长期压抑的生活使得郁达夫本来就纤细的神经变得更敏感而富于神经质，从小就自卑的性格这时逐渐成为一种情结，再也无法解开并终生缠绕着他。

从7岁开始就进私塾读书的郁达夫，在去日本之前所受的全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这一点与五四时期的那一代文人大致一样），对传统文学造诣极深，国学功底很厚。在现代文人中，他的旧体诗堪称一流，到日本留学以后又大量涉猎了西方文学，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都较深，郁达夫称得上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作家。相比较而言，传统文化给郁达夫打上的烙印更深，在他身上，旧式文人的特点，更确切地说是江南才子的气质较浓，这虽有进步的一面，却也有消极因素。传统文人身上的爱国主义思想、平民意识、同情下层人民、远离权贵，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境界，在郁达夫的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同时，古代作品中忧郁感伤的气氛，慨叹天地无常、世事沧桑的情绪；旧式文人喜游山玩水，登高赋诗，消极避世；江南才子的饮酒作乐、放浪形骸、附庸风雅的生活情趣在郁达夫的身上也时有流露。郁达夫不仅在文化教养上旧文人的特点浓厚，似乎在外表风度上他也刻意追求，从许多照片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看，郁达夫人很清瘦，给人的印象弱不禁风。与五四新文学的许多作家相反，郁达夫很少穿西装，喜欢中式打扮，大部分时间着长衫，穿中式布鞋，给人一个中国绅士的外部印象。郁达夫还酷爱烟酒，与他同时代的人大都谈到过他的酒量和终生与酒为伴的生活。女作家谢冰莹曾回忆说：在郁先生的房子里，“四周都是酒瓶子，说起酒来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堆，他不喝酒时沉默寡言，喝了酒则有说不完的话”。他的妻子王映霞也在回忆录中说到郁达夫常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街上由人送回家。生活中的这种种表现，说明郁达夫是一个受传统文化影响极深而诗人气质又极浓的一个人，这气质使他常常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周围的一切，且对许多问题缺乏冷静的思考。本来郁达夫也许会成为一个名士派文人，他可能会像许多旧文人那样虽不富裕却能一生潇洒，以诗词而传世。可时代风云的变幻，加之他到日本留学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使得他的性格和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郁达夫在接受西方文学时也和别人大相径庭，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文学中，他唯独对那种具有浪漫气息、抒情味浓、弥漫着淡淡感伤忧郁的作品情有独钟。屠格涅夫、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哈代、波德莱尔、佐藤春夫的作品与他的思想追求一拍即合。由于这些作品的浸润，使得郁达夫性格中原有的压抑和感伤找到了喷发口，也找到了发泄的方式，这对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形成有很直接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一向没有很高的地位，若不与仕途连在一起便多半穷困潦倒，而郁达夫的情况则更特殊，他当时虽是青年敬仰和追逐的大文学家，也是一些达官贵人为附庸风雅而簇拥的人，然而从他一成名，甚至整个20～40年代，他都是以颓废浪漫派作家而出名。尽管名气颇大，实际上却没有很高的地位，还多被误解和非议，正如鲁迅所说的“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公众舆论也把他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事实是：当时的政府推崇从英美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而留日学生在国内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待遇，有许多甚至找不到一个好工作。像许多留日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郁达夫大部分时间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并不宽裕，一生没有混到一个教授名份，且还要奔波于各地去谋生和养家。可以说，无论从精神世界还是现实生活看，郁达夫的一生都是在动荡和漂泊中度过的，真正是富于传奇性而又不得志的一生。这样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坎坷经历，如何能使他拔除自幼就已播下的这颗自卑的种子呢？

综上，在考察了郁达夫的自卑情结及其形成原因以后，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郁达夫的作品中有那么多哀怨、悲切、感伤、厌世的情绪，我们也才能对他在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中那许多不为常人理解和认可的行为表现作出较客观冷静的评价，而这些，正是我们真正读懂郁达夫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