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是建安时期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
刘兰芝从小受到一般劳动妇女受不到的教育。诗开头就通过刘兰芝自叙写到自己: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兰芝被遣归之后,刘母也对她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重复的叙述正是为了强调说明这兰芝绝不像焦母所说的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刘兰芝谦称的“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
十七岁时,刘兰芝已被教养成人,并嫁给庐江府吏焦仲卿。在焦家,她服侍年老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姑,真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辛勤劳作,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尽管她因丈夫远离, “相见常日稀”,经常独守空房,孤单寂寞,却仍然忠实于爱情, “女行无偏斜”,便是其写照;而她的待人处世,落落大方,举止谈吐,合情合理;她善良,即使将被婆婆赶走时,却仍然想着“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并嘱咐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有美丽非凡的仪表,当她即将离开焦家时,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新妇,却处处遭到婆婆的指责;尽管她从早到晚纺织, “三日断五匹”,婆婆还嫌她“织作迟”;尽管她处处自我克制,焦母却始终看不惯,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焦母明知儿子和媳妇感情深厚,却毫无人性地强令儿子赶走刘兰芝: “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
面对焦母的虐待,刘兰芝于忍无可忍之下,向焦仲卿诉说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是其悲惨处境的写照。可以想象,再勉强留下去,刘兰芝将被虐待至死。因此,她才忍心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离开焦家,面对的现实仍是残酷的,被休归的女子在家中没有地位可谈,所以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更何况她还有一位“性行暴如雷”的长兄。所以她和焦仲卿离别时就预感到回家后她哥哥“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果然,她回家以后,虽然想信守和焦仲卿对天立下的誓言,忠贞不渝。然而当这位兄长责备她屡次拒婚时,她不得不违心地应许了。道理很简单: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明白不过地昭示了她的这种处境。在婆家,她已得到了“举动自专由”的罪名而被“遣归”,又怎能再违背一家之长的哥哥的意志呢?
婚期日近,男方又是太守家“娇逸未有婚”的郎君,在常人看来,确实是极好的一门亲事,所以刘兰芝的长兄责备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太守家声势显赫,然而刘兰芝并不羡慕权贵,依然忠实于和焦仲卿的感情,因此,婚期越近,她越加痛苦,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她“愁思出门”显然是在期待和焦仲卿的最后见面。
终于,焦仲卿告假归来。刘兰芝在距离二、三里外已听到焦仲卿的“马声”,并急急忙忙前去会面,如果不是日夜专注地盼望和想念,她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内便听到马声而迎出门去。
刘兰芝向焦仲卿解释了自己被逼迫而不得不答应太守家的婚事: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不了解兰芝作何打算,因此说了一番“贺卿得高迁”之类的话来挖苦她,刘兰芝其实早想好了主意,因此她当即回答说: “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新婚之夜,当“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时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自杀的行动,抗议了黑暗社会的迫害。
刘兰芝的形象,具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作品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或对话,或描写,或铺张,或想象,尽情地在读者面前刻画出刘兰芝的美丽、善良、勤劳、灵巧以及知情知礼等种种美德。应该说,在焦家时,刘兰芝还是尽力按照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来身体力行的,她大可与刘向载入《列女传》中的一些贤德妇人相比美。所以,当焦母指责她时,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对焦仲卿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即使她回家后她依然对母亲说: “儿实无罪过。”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罪过”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所谓“无礼节”的罪名而遭弃逐。她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焦母容不了她,她的哥哥又想用她来结交权贵,丝毫不尊重她的人格和自由。茫茫大地,没有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只有死才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权利!作品正是通过刘兰芝这一十分美好的艺术形象的被摧残、被压迫、被毁灭,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杀人不见血的黑暗现实。这一悲剧,在我国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作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为我国历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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