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是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中的主要的反面角色之一。
马士英官居凤阳督抚,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掌有重权的人物。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全力应付对他的权势构成威胁的忠臣,而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异族,扮演了被世人唾骂的卖国贼的角色。
马士英心狠手辣,却没有什么才干。所以与老奸巨滑且善于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阮大铖一拍即合。当阮大铖无中生有、诬陷侯朝宗时,马士英立即听信了他的鬼话: “说得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满城之命乎?”“这样人该杀的,小弟回去,即著人访拿。”杀错一个人,对他根本不在话下,草菅人命的昏官形象跃然纸上。
动荡的社会局势成了马士英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时机。崇祯在煤山自缢后,马士英立即同阮大铖密议,准备迎立逃亡在江浦的福王为帝,为了能抢到头功,他匆匆组织了迎驾的人员: “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们不可落他人之后。快整衣冠,收拾箱包,今日务要出城。”表现出一种对高官厚爵的贪求急不可耐的丑态。
马士英的投机获得了成功,昏庸荒淫的弘光帝登基后将他封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马士英欣喜若狂: “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一面又拉拢人心,扶植自己的亲信。可是他又担心同僚间勾心斗角,夺了他的宝座:“不要叫高、姜二相夺了俺的大权,且慢回家,竟自入阁办事便了。”此时南明皇朝刚刚建立,内乱未平,北兵又正在集聚力量,准备南下,身为首辅,手握重兵的马士英不思国家安危,却把精力全部放在怎样保住自己的官位上,更何谈去驱逐外虏,收复失土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要职使马士英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养体,尽咱吐气扬眉。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而阮大铖等势利小人的百般奉承,更使这个权奸轻飘飘的,不可一世。虽然他看到揭露严嵩父子罪恶的传奇《鸣凤记》时,心中也为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担忧“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虽有孝子慈孙,都不肯认做祖父的。”但是,大权独揽的现实使他再不去考虑身后的褒贬荣辱。他一面以声色把无能的弘光帝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一面排挤打击正直的官吏,同时大肆捉拿反对他们的复社文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崇祯忌辰,一些忠正的臣僚正在缅怀先帝,马士英却满不在乎,敷衍了事: “今日结了崇祯旧局,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我们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速摆酒席,我们赏花。”然而正在他春风得意、和阮大铖商议清除异己的时候,传来了左良玉讨伐他们倒行逆施之檄文,一贯颐指气使的马士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手足无措: “文中骂得着实不堪,还要发兵前来,取咱的首级。这却怎么?”“难道长伸脖颈,等他来割不成?”阮大铖给他献计,让他调三镇兵力去堵截左良玉,万一北兵渡江,则或逃或降。膨胀的权势欲和对正义力量的仇视、恐惧,使他作出了罪恶而又可耻的抉择: “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决,即发兵符,调取三镇便了。”此时的马士英已是穷途末路,他的狠毒凶残的本性更是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北兵的铁蹄碾碎了江南美丽的土地,马士英脱下那曾经代表了他显赫权势的官袍,混在难民之中逃跑,随身还带着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那一队娇娆,十车细软,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这时他感到了孤立无援,从昔日权倾朝野的堂堂首辅一下子沦为惶惶出逃的丧家之犬,使他只能兴叹“高官贱卖没人买了”。然而灾民们还是认出了马士英,不但抢走他的财货美女,而且把他打倒在地,剥去衣衫。马士英不顾廉耻的丑行,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自己落到了可耻的下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的无情的嘲弄。
马士英是个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中出现的社会渣滓,他凶狠残暴,又缺少智谋才干。大权在握时,他飞扬跋扈、趾高气扬,毫不掩饰他的满足和骄横,而一旦出现什么复杂的情况,他便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虽然许多丑行的实施发号施令的是他,可出谋划策的却是阮大铖。作者对马士英这个得志小人的无比痛恨和蔑视,借左良玉之口对他大加鞭挞: “替奸臣复私仇的桀纣,媚昏君上排场的花丑,投北朝学叩马的夷齐,吠唐尧听使唤的三家狗。”骂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
传奇《桃花扇》中的反面角色主要是阮大铖和马士英。马士英的笔墨虽然不多,但通过描写这个政治小丑在历史舞台上翻云覆雨的活动,把他丑陋的灵魂剖析得非常深刻,使读者观众“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马士英作为一个艺术塑像,在我国古代戏剧作品里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中是较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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