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字巨源,是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的话本小说集《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主要人物。
开卷迎面而来的是一位翩翩才子的形象: “貌莹寒冰,清秀异众;才樆蜀锦,言词简当。”他,就是张浩。张浩是河南洛阳人氏,不仅才貌双全,还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丰厚的遗产, “藏镪数万,以财豪称于乡里”。“所居连檐重阁,洞户相通,华丽雄壮,与王侯之家相等”。才貌,金钱,门第,合铸成这样一位贵族公子哥儿。按说他什么都不缺了!然而,并非如此。上帝在赋予他才貌、金钱、门第的同时,也赋予他遗憾。这就是还缺少一位天生丽质的佳人。
可以这样说,张浩缺少的是佳人,并不是婚姻。在看重门第的年代里,像他这样一位才貌、金钱、门第俱全的公子哥儿,正如他的朋友廖山甫说的: “以君之门第才学,欲结婚姻,易如反掌。”事实也是如此。 “贵族中有慕其门第,欲结婚姻”者很多,常常是“媒妁日至”。
然而,张浩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不愿意糊糊涂涂地拉开属于自己生命的婚姻生活帷幕,而是有着美好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 “大凡百岁姻缘,必要十分美满。某虽非才子,实慕佳人。不遇出世娇姿,宁可终身鳏处。”所以,他一次次正色拒绝了前来为他说媒的人, “缘此至弱冠之年,犹未纳室。”并由是敷演出一场充满了“罗曼”气氛的喜剧。
张浩的艳遇并无多少奇处,倒是有些偶然。一天,正当他与朋友廖山甫在宿香亭赏春饮酒之时,遇上了天生丽质的李莺莺。眼前这位“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未艳,肌肤嫩玉生光”的少女,无疑就是他理想中的佳人。 “若不遇其人,宁可终身不娶;今既遇之,即顷刻亦难挨也。”于是他“神魂飘荡,不能自持”。张浩是一位善良正直、优游儒雅的书生。他求美若渴,并无玩弄女色之心,而是将眼前的佳人与他的“百岁姻缘”联系起来追求。在青年男女无从交际的封建社会里,这不仅是那个社会广大青年男女的婚恋理想,也是对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挑战和反叛。
“情爱所重”,是张浩性格里的主色调。对于李莺莺,他不仅一见钟情,立生婚娶之心;而且急不可待,即有“早遂佳期”之想,甚至连“媒妁通问”都等不及了。这并不是他轻薄,而恰恰是他的痴情所在。因为,他“情爱”的释放是与其美好的婚姻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张浩的纯真可贵之处。
“不顾礼法”,也是张浩性格世界里的亮色。封建礼法在古代的青年男女之间人为地构筑了一道鸿沟。宋明理学的盛行,使这道无形的鸿沟更有拓宽之势。男女要结婚姻,得有媒人作中介,这就是“媒妁之言”。张浩敢于拒绝“媒妁之言”,具有朦胧的婚姻自主意识。他选择了李莺莺,并执着地追求她;他“情不自禁”,主动与李莺莺对话,而不待“媒妁通问”;他邀李莺莺赴宴,甚至“双手抱持”,欲求花下之欢,而全不顾“男女授受不亲”;他与李莺莺幽会,主动求欢, “鸳帏共寝”。张浩在努力跨越男女之间的这道鸿沟!
“食、色,性也。” “情爱”是人性的基本内容。宋明道学家却硬是援“礼”节“情”,以“理”灭“欲”,窒息人性。张浩“不顾礼法”,是因为“情爱所重”。这种重“情”轻“礼”,饮“欲”违“理”的行为,无疑是对于那些伪道学家们的挑战,具有反封建、反理学的意义。这是张浩性格世界里的积极因素。
软弱是张浩性格世界里的暗色。他渴慕佳人,然寄希望于“遇”而不主动去“求”;佳人当前,且主动求婚,他反倒相信虚无缥缈的“缘分”;他既与李莺莺私结百年之好,又恐“次后难逢”,遂产生了“略效鸳鸯”,“恋一时之乐”的卑俗之想;他神魂颠倒地热恋着李莺莺,又“虑传扬遐迩,取笑里闾”;他正色拒绝“媒妁之言”,却又“不敢抗拒”季父主婚。这是一个生活在个人与社会的夹缝里的人物,周围环境虽不是他想象的那样险恶,然而对于他的压抑却是够沉重了!他封闭住自己,甚至对家人也不敢敞开心扉。“一段离愁,方恨无人可诉”,只得“伏案掩面,偷声潜泣”。因此,张浩是一个戴着精神枷锁的求爱者。在他的性格世界里,传统文化和封建礼教所合铸的“自我”与“超我”,同欲望勃勃的“本我”进行着激烈的较量。而这正是那个时代之光的折射。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古以来就是才子求配佳人的婚恋行为模式。张浩与李莺莺的婚恋也是如此,即“才名”与“美貌”的双向聚合。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题材。张浩尽管也是这类题材中的“才子型”人物,但作者却在不长的篇幅中赋予他异常丰富和复杂的性格。他“为情爱所重,不顾礼法”,具有积极的反封建、反理学意义,在张浩身上时时跃动着《莺莺传》中张生和《西厢记》中张君瑞的影子。然而他既不像张生那样忘情负心,也不像张君瑞那样大胆执着。他分明是作者借题发挥,重新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他虽不如李莺莺丰满圆润,楚楚动人,但却淡泊中有深蕴,单一内孕复杂;言外有意,象外有象,具有较丰富的审美价值。小说结尾有诗说: “《西厢》不及宿香亭”,对这篇小说作了高度评价。而在张浩身上所体现的较高审美价值,尤为人们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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