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舟是明代作家徐复祚所作传奇《红梨记》中的男主人公。徐复祚在剧中第一出《荟指》中标明此剧创作的主旨是:“也非关朝家事业,也非关市曹琐屑,打点笑口频开,此夜只谭风月。”所谓“谈风月”即是指搬演才子佳人的故事,剧中主人公赵汝舟也正是这样一个风流才子的典型。
赵汝舟,字伯畴,山东淄川人。二十二岁即中了本省的解元,文采辞华,远近闻名。他也十分自信, “视一第如拾芥耳”。于是一心追求理想的婚姻。认为: “自古才子,必择佳人。” “如小生之风流才调,必得天下第一佳人,方称合璧。”
出于对佳人的追求,他自山东来到了当时的京师汴梁。他早就听人们说“男中赵伯畴,女中谢素秋”,标榜他们二人是难得的才子佳人。这句话打动了赵汝舟,一到京师,他就四处打听,原来谢素秋是教坊的歌妓, “天姿国色,绝代无双”。于是渴欲一见。他的好友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钱济之劝他以功名为重, “岂可为莺俦燕侣三春约,忘却你鹏路鹍程万里遥”。他不以为然地说: “不要败兴,不要道学。”恰恰这时谢素秋也慕他之名,差家人平头送来一诗,约赵汝舟明日相见。赵汝舟读了诗更为谢素秋的才思所倾倒,作诗相和,明白地表示心意: “但得卷葹心不死,碧云能隔几重山?”
第二日一早,赵汝舟怀着一颗十分“志诚”的心去东院谢家。左等右等,不见有人。原来前一晚谢素秋去宰相王黼家应承歌舞,王见其美貌,欲行非礼,谢拒绝,便被强行扣留。赵汝舟身为一介百姓,无力去权相府中救人,只得天天去打听消息。这时正值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掳去了徽、钦二宗,王屈膝投降,并把府内歌姬送给金国的斡离丞相。赵汝舟听得此事,急忙追上前去,拦住押送的军官,追问谢素秋的下落。这时咫尺天涯,赵汝舟想见面讲一句话都办不到,眼望着车辆绝尘而去,伤心已极,从今后“怕没个千翻肠断,万遍魂牵”。赵汝舟此时还没有见过谢素秋的面,这真有些“单相思”的味道;但他态度十分真诚,丝毫没有把谢素秋当作歌妓来玩狎,而是一心地在追求理想中的婚姻。
赵汝舟以为谢素秋已被送入金国斡离丞相府中,一入侯门深似海,再也无由相见,不得不失望地去雍丘县投奔他的好友钱济之。谁知被送入斡离府中的歌姬是冒名的谢素秋,真的谢素秋被王黼府中的花婆所救,此时为避金兵骚乱也逃到了雍丘。赵汝舟不知其中底细,自不免以假为真,空自伤心一番。此为第一次“错认”。
在雍丘,县令钱济之从逃难进城人员的名单中看见了谢素秋与赵汝舟,有心成全他们的婚姻,但又担心赵汝舟迷恋谢素秋而贻误功名,于是设了一计,命谢素秋住在县衙西侧花园中,扮作园主王太守之女;同时也让赵汝舟在园中书房住下。那是一个月光皎洁,花气袭人的夜晚,赵汝舟思念着谢素秋,心神不宁,正步月园中,忽见花间似平“放出百道毫光,现出一尊嫦娥来”,就像《西厢记》中的张生见到莺莺一样,刹那间便被“风魔”了,心里想道: “就是谢素秋,敢也只好如此。”于是邀请她到书斋一叙。第二日晚,二人便相约幽会了。
不久,战乱结束,康王即位于建康,是为南宋。朝廷又要开科取士了。这时赵汝舟果然迷恋王太守之女(即谢素秋),无心应试。其好友钱济之便与花婆定下一计诳之。花婆假作卖花婆子到西园采花,邂逅赵汝舟,从园中的红梨花谈及其子遇到一女鬼,是王太守的小姐,因相思而死。其子被此女鬼迷住,不到一月,病发身亡。所说的事处处影射着赵汝舟在西园的遭遇。赵汝舟越听越怕,想到“连宵搂抱鬼裙衩,险些儿性命因她害”,再也不敢在西园住了。独自情意萧索,别了雍丘,前往建康赴试。此为赵汝舟“再错”,错把真的谢素秋当作了鬼。
三场考毕,赵汝舟果然中了状元。他对功名本来不热心,此时更嗟叹姻缘不就。京中一些人传言谢素秋没有被金人掠去,而是寄寓雍丘。赵又碰到谢家平头,也是这么说。赵虽不相信,但一颗心却再也平静不下来。这时朝廷委派他去开封府当佥判,按理说状元可望选作升迁较快的京官,但赵汝舟却很高兴去开封,因为雍丘是开封府的属县,可以方便地打探谢素秋的下落。钱济之得知赵汝舟中了状元,一切都如他的安排实现了。不久,赵汝舟到雍丘拜望钱济之,一到便被请去西园饮酒。赵一听“西园”二字,顿时变了色,说: “若到西园,小弟酒都吃不自在了。”及至见到谢素秋,更是大呼: “有鬼!有鬼!”此为赵汝舟“三错”,是第二次错真作鬼的发展。后经钱济之、花婆解释,谢家平头作证,赵汝舟方始认了谢素秋,二人终于成就了姻缘。
对理想婚姻的积极追求是赵汝舟这一人物的最主要的特点。与《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相比,他们有同亦有异。他们都是风流才子,渴慕少艾,不拘礼防,对着俏佳人留下的脚印,二人都有过想入非非的念头。但是张君瑞之成为风流才子是不很自觉的。在普救寺,偶然地遇上了莺莺,这才演出了一场风流韵事。而赵汝舟则不同,他认为才子配佳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追求天下第一佳人,是赵汝舟这一人物在剧中行动的贯穿线。他一听到人们称赞谢素秋,便魂牵梦绕地要见她,并因此生出许多磨难。在他人生道路的天平上,功名与姻缘,姻缘的份量显然要重得多。他曾宣称: “功名怕不到手,所难得者佳人耳。”甚至斥责求功名为“道学”。他为了寻觅佳人,忘了应试;即使中了状元,也不以仕途为念,一心一意寻找佳偶。这样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体现出一种对人的生活欲望的积极的肯定,与宋明时期泛滥的理学背道而驰,是晚明时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而涌现的新的社会思潮的反映。
《红梨记》是一出喜剧,赵汝舟这一人物也就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作者为了追求观众“笑口频开”,设计了三错的情节,但因为过分看重浮面的喜剧效果,对三错情节的开挖便显然不足,因而赵汝舟这一人物形象也就显得轻浮了些。但是在明代传奇众多的才子形象中,赵汝舟对美满姻缘的主动、积极的追求,以及薄视功名,尊重青楼女子的精神仍然有其特殊的意义,体现了晚明时期在市民思潮影响下对人生的新的认识、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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