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石君宝据唐人传奇《李娃传》创作的《曲江池》(原名《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把男主人公“荥阳生”命名为“郑元和”。郑姓是唐代望族,荥阳大姓,郑元和是洛阳府尹郑公弼的贵公子。他自幼读书,颇有学问。二十一岁受父命赴京应考,临行时吟诗一首: “万丈龙门则一跳,青霄有路终须到。去时荷叶小如钱,回来必定莲花落。”预示了他爱情的坎坷遭遇和大团圆结局。他在京城曲江池与上厅行首李亚仙邂逅相逢,一见钟情,于是一住两年,最后山穷水尽,被狠心的鸨母赶出大门。只好流落街头,打《莲花落》,送殡唱挽歌。正统卫道的家父闻讯赶来,将他痛打至死。后被李亚仙救活,并且帮助他攻读四书五经,终于取得功名,荣任洛阳县令。他立志与虚伪凶残的封建家长决裂,不肯相认。经过李亚仙的以死相劝,父子才和好。
郑元和是封建贵族家庭的花花公子,涉世不深,为了追求爱情,他不惜多用金钱。然而,再多的金银也填不满烟花窟,狠毒势利的鸨母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在油干灯尽以后,被一脚踢出妓院大门,只能以唱挽歌、送殡为业。他被鸨母当作“雏儿”,封建家长视为“辱子”,显得天真、软弱而又厚道。在尔虞我诈的封建社会,他比之于那些弱肉强食的官家恶少,显然有霄壤之别。正是这一点,他赢得了李亚仙的真正爱情。他身负应考之命,为了爱情,却把功名忘得一干二净,整天流连于诗酒风流的生活。他虽出身于高门,却没有门第观念,没有因李亚仙的“微贱”而采取逢场作戏的玩弄态度。由此可见,他真诚追求纯洁的爱情,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反封建的色彩十分鲜明。
封建家长是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要获得爱情的幸福,必然要与家长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被赶出妓院,生活无着,宁愿自食其力,去操下贱的职业,而不去向父亲乞怜。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正说明他不屑求得封建家长的恩赐,标志着他对封建家庭的背叛。他的所作所为,有辱门庭,有损家声,他父亲赶来教训他,大动干戈, “打”是让他改邪归正的一种手段, “改”才是目的。但他被痛打至“死”, “死”而复生之后,仍然没有改,而且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索性与跳出火坑的李亚仙自立门户,以示与封建势力的彻底决裂。
读书成名,选为洛阳县令以后,他面对顶头上司的父亲,仍然傲岸不驯。不肯相认。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孝道”被他看得一钱不值,反封建的锋芒咄咄逼人。李亚仙问他为何不认父亲,他振振有词地说: “吾闻父子之亲出自天性。……是以虎狼至恶,不食其子,亦性然也。我元和当挽歌送殡之时,被父亲打死,这本自取其辱,有何仇恨?但已失手,岂无悔心,也该着人照觑,希图再活;纵然死了,也该备些衣棺,埋葬骸骨,岂可委之荒野,任凭暴露,全无一点休戚相关之意。嗨,何其忍也,我想元和此身岂不是父亲生的,然父亲杀之矣。从今以后,皆托天地之蔽佑,仗夫人之余生,与父亲有何干属,而欲相认乎?恩已断矣,义已绝矣,请夫人勿复再言。”这里他紧紧抓住封建家长所津津乐道的“父慈子孝”的伦理纲常为武器,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方法,借助于逻辑推理,有力地揭开了封建家长虚伪凶残的真面目,矛头所向,直指家长背后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封建礼教骗人、杀人的鬼把戏。后来,在李亚仙以持刀自杀相威胁的情况下,他才作了让步,最终还是认了父亲。这显然说明了郑元和的思想局限,他与封建礼教的斗争是有条件的,同时说明了他对亚仙的尊重,对爱情的忠诚。
比之于一般封建贵族子弟,郑元和善良的性格很突出。同情弱小者,布施贫穷人,是他与李亚仙所共同的。他功成名就以后曾对李亚仙说:“咱今日夫妻完美,须念往昔艰难。咱待舍些钞周济贫人。”连曾经赶他出门的老虔婆,他没有牢记前愆,耿耿于怀,也予以同情。他说: “许夫人赎身一件,也还有母子情分,如今另置一所小宅,每季给他衣食之费,养赡终身便了。”善良、宽厚的性格,与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郑公弼、虔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这也是他坚决反封建的思想基础。
郑元和在送殡唱挽歌、受尽凌辱之后,曾唱过一曲《商调·尚京马》云: “也则俺一时间错被鬼昏迷,是赡表子平生落得的。那有见识的哥哥每知了就里,似这等切切悲悲,从今后有金银,多攒下些买粮食。”这里分明是对自己误入烟花的忏悔,告诫别人不要受骗上当。这是否表现了他对爱情的动摇呢?由于郑元和这个人物脱胎于“荥阳生”,在《李娃传》中,李娃曾参与撵走荥阳生的计谋。石君宝在将此素材改编为杂剧时,删去了这一情节,完善了李亚仙的形象。这段唱词,表现了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对自己沉溺妓院,乐不思蜀,金钱花尽,沦为歌郎的遭遇进行反思,其中包含着一些对亚仙的误解,这样不仅使情节产生跌宕,而且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内涵。
在为数众多的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郑元和是一个富有个性特色的成功的形象,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反封建的精神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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