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据说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写的一首嘲笑他的好朋友陈慥“惧内”的滑稽诗。“惧内”俗称怕老婆。把这类事当成文学创作的题材,起于何时难于确考,而苏轼这首诗引发明朝汪延讷创作了三十出滑稽喜剧《狮吼记》,这是确实无疑的。可以说这四句诗是陈慥“惧内”故事的发端。
托名苏轼撰的随笔《调谑篇》在“狮子吼”一条中写道:
陈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于黄州之岐亭,自称龙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宾客,喜畜声伎。然其妻柳氏,绝凶妒。故东坡有诗云:“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河东狮子”指柳氏也。(《说乳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慥和苏轼都是四川眉山人,苏轼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时,陈慥之父陈公弼是凤翔太守,其时苏轼与陈慥常常一起骑射论剑,“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少年陈慥“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自谓一世豪士”。然而,正当盛年的陈慥却归隐黄州岐亭了。苏轼流放黄州时,发现来迎候他的居然是戴着高高“方山冠”的老朋友陈慥。黄州州治距岐亭镇近二百里,苏轼在黄州四年曾三次拜访陈慥,陈慥则七访苏轼。苏轼奉调离开黄州,陈慥特地送苏轼直到九江。苏轼有诗十首记述他与陈慥的友谊,还为陈慥作传,称《方山子传》。传中说,方山子也有勋阅:
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
足见陈慥是个独立特行的奇人。在苏轼诗文集中并没有提到陈慥惧内的事,但陈慥“喜畜声伎”,在苏轼《岐亭五首》里却可以得到证实,诗云: “家有红颊儿,能唱《绿头鸭》。行当隔帘见,花雾轻幂幂。”陈慥妻柳氏“妒”性大发,作“狮子吼”,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明传奇《狮吼记》中,陈慥一点挥洒慷慨的风度都没有了,成了“惧内”的典型,甚至是化身,这与历史上的陈慥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在封建时代,豪门贵族以至一般士大夫阶层,一夫多妻是普遍的现象。除了公开的多妻之外,狎妓几乎是有闲阶级男子的“雅兴”。男女之间的极端不平等,自然会引起女子正当的厌恶和反抗,甚至是烈性的抗争。士大夫们往往把这种抗争讥之为“妒”、为“悍”。所以,封建文人描述“惧内”故事,几乎总是站在男人一边去遣责女子。以苏轼“河东狮子吼”诗为本事的汪廷讷戏剧《狮子吼》,它的倾向性也是这样。
汪廷讷,安徽休宁人。生活在明万历年间,著名戏曲家沈璟的弟子,著有《环翠堂乐府》十八种,《狮吼记》(有中华书局版《六十种曲》本)是其中一种。
《狮吼记》长达三十出,但故事很单纯。它紧紧围绕着陈慥与其妻柳氏之间的感情风波来展开,核心问题是柳氏要求陈慥感情专一,而陈慥则口是心非,既风流又惧内。陈慥“流寓岐亭”,郁郁不得志,“陶情诗酒,寄兴烟霞”,又想到汴梁去结客游乐。但自己不敢作主,要由娘子柳氏裁决。柳氏长得相当标致,自我欣赏地唱道:
脸似芙蓉腰似柳,眼波湛湛横秋。云鬟斜亸玉搔头,羞逞风流,难掩风流。”
她很爱丈夫,生怕失去他。当陈慥提出理由要远游京师时,她先是反对,反对不成便告诫陈慥,“休被那朝云暮雨向台前诱,休被那流水桃花在洞口留。更怕那呼卢浮白,被高阳狂客,羁绊归舟。”陈慥一再表白:“冰心不惹风尘垢”、“谢客除花还戒酒”。柳氏的担心并非多余。陈慥到达汴梁,既远别了娘子,无所忌惮,于是乎“挥金买笑任施为”,“歌儿舞女朝朝醉”。他本来要拜望的老前辈吕公早已奉使外出,无疑当遵娘子之嘱,早早回家;可当他拜访老朋友苏东坡,见到苏家歌伎琴操,便心气相投,把柳氏娘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与琴操日日盛妆骏马,向春郊十里漫游。“空闺独倚栏”的柳氏,夜夜盼郎归。一年不见丈夫音信,便派老家奴到京师探听消息。老家奴归来不敢说谎,报道:“大相公金挥土壤,买娉婷倾城模样。笙歌压倒平康,况又有娈童相傍。他乡,无人拦挡,全不念糟糠在堂。”听到苍头这番报告,柳氏气得“捶胸跌脚”、立即要“整办行装”到京城去,把丈夫追拿回来。老家奴给她出主意,劝她:“不如多觅歌儿舞女,待相公归来,任其所欲,那时他怎肯远离乡邦,浪游湖海?”于是,柳氏改变成命,“将心头火暂时消降”,备下书信,招夫速归。
戏剧以陈慥言与行的矛盾,着力揭示陈慥的喜剧性格。陈慥接读妻子书信,“似听了将军令,巴不得一刻还乡井”。可还作责老苍头说:“这狗才,难道我怕老婆?”到家后,柳氏道:“望君早把归鞭整,将明珠十斛买娉婷,只要你从此收心,休如荡萍。”陈慥喜出望外,他压根没想到这是柳氏给他设下的圈套,便兴冲冲地问:“娘子既有此盛意,卑人再不想离家了,请问讨了几个?”柳氏说,讨了四个,而且取了美名,叫满头花、后庭花、眼前花、折枝花。陈慥说:“越发妙、越发妙!娘子,我等不得了,快到后堂,叫他们出来奉酒。”四美人出场,真个把陈慥吓杀了,原来“一秃头、一大屁股、一白果眼、一跛足”。柳氏要用这一绝招来制服丈夫,使他专心于自己。但并未奏效。时光流驶,苏东坡被贬,来到黄州。陈慥成了东坡雪堂的常客,与东坡、佛印或谈禅、或赋诗、或出游。陈慥向佛印禅师请教“惧内”如何求得解脱,佛印胡诌一通,陈慥只是念佛。苏东坡似乎猜透了老朋友的心思,说:“观季常倦倦下问,想正犯此病。”陈却神气十足地说:“陈慥是世上奇男子,人间烈丈夫,岂有怕老婆之理!”在苏轼面前是如此,到了家却是另一番面孔了。早晨,柳氏要梳洗,对陈慥说:“如今这时候了,快拿过妆台来我梳洗。”陈慥忙忙地照办,还假意奉承妻子几句,说:“照得你丰采翩翩百媚生。你这影儿,好似对门张员外家媳妇。”不料弄巧成拙,被柳氏斥责一顿:“你看上甚么张媳妇,却将我来比她!”摔碎了镜子。陈慥陪笑道:“奶奶休发怒,我与你扇扇。”柳氏发现这扇子极精致,定是风流少年所赠,不但扇打夫君,当即扯破画扇,而且给仆人下了道命令:“但有年幼的朋友来拜,竟自回他,休得通报。”恰在这时,发生了令人捧腹的场面:
(末扮苏院子上)为有看花约,因传折柬来。陈相公在家么?(生)外边有人声,我看是谁?(生欲出,旦扯生介)你且住!我去张一张,若是年幼的朋友,不许你出去。(张介)原来是一个仆人。你出去罢。(生出见介,末)苏爷方才失迎相公,今日天色晴明,南郊花事可玩。欲拉琴操陪相公游赏片时,特请小人奉请。(旦大叫云)不许去,不许去!(生慌背末云)琴操二字,不知可曾听见,若听见怎了? (回身向末云)院公,你可少待,我进去便来。(入见旦云)苏学士请我游春,并无他客。(旦怒视介)我素知东坡是风流人豪,寄兴花酒,况他欲拉琴操同游,你如何哄我?(生)那里是琴操,叫我是陈慥。(旦笑云)谁曾见主人请客,反呼客名? (生)原来娘子不知,我在洛中拜子瞻为兄,兄呼弟名,正是古礼。(旦)我这个信不过,若是妓女,断不与你干休! (生跪云)若是妓女,甘心受责。(旦)你既自招,奈家无刑具,你去隔壁借李大嫂昨晚打李大伯的竹篦来。(生迟疑介,旦大叫)还不快去! (生慢行自语介)叫我此去,如何开口。(旦扯生介)你说什的,莫不骂我么? (生)我怎敢骂你,我说李大嫂竹篦,自家要用,我书房中有青藜拄杖一条,何等方便,免得求人。(旦)你说的是,那藜杖颇坚,尽够你消受,快去取来!”(生入取杖出介)……(第九出《奇妒》、《六十种曲》中华书局)
柳氏的威严、泼辣,陈慥的畏葸、无奈、驯顺,“妒悍”和“惧内”的种种情态,呼之欲出矣。
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不管柳氏如何“悍”、“惧内”,都不可能争得丈夫专一的爱,不可能阻止男人实行多妻。在后堂极驯顺的陈慥,走出家门,依然是寻春问柳,倚翠偎红。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男人狎妓和娶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假如为妻的干预,如柳氏居然作恶性反抗,那则是“伤风败俗、逆理乱常”。所以,剧中的苏东坡一直在谴责柳氏而支持陈慥,并为陈慥出谋划策降服柳氏。其中的妙计就是把侍女秀英嫁陈慥做妾,为陈慥生儿子,以此使柳氏不再“狮子吼”。此计尚未施行,而柳氏就气病了。柳氏把陈府闹得个天翻地覆,然后拉着陈慥上衙门,即告陈慥又告苏东坡,告他们“任意多求窈窕娘”,求青天大老爷作主。可是这位青天大老爷硬是站在陈慥一边,断柳氏无端诽谤,要“正纲常”。他话音未落,坐在屏风后面的县官太太大吼一声:“正什么纲常!待我来。”县官吓得从公座上掉了下来。县官夫人一手扯住县老爷,一手打落他的乌纱帽,命令道: “你跪着!”大骂:“你是驴粪球为甚官,你是面糊盆坐甚堂,黑白不辨怎把人发放。”又指着陈慥说:“似这般欺心的男子该流三千里!”很是给柳氏撑腰出气。原来神气十足的县太爷“头如捣蒜”,“身似筛糠”,被太太追打着溜进后堂。原来县老爷也是个“惧内”的官儿。
事情并没有结束,县官两口儿、陈慥两口儿嚷嚷着去请土地公公作主。这位神仙和县太爷、陈慥一个鼻孔出气,断两位女人的不是。土地娘娘气不愤,从后堂杀将出来,揪打土地公公,斥责他“断事情偏向”,告诫他:“俺这里拳头巴掌声声响。”要打得他“下寻地狱,上走天堂”。土地公公只得告饶。在《闹祠》(第十三出)这戏中,为官的、为神的、为民的都“惧内”,官太太、神太太、民太太都似凶神恶煞。作者意在嘲弄“妒妇”;但透过这荒诞、滑稽的戏剧冲突,我们却看到了受压抑、欺凌的女性对封建纲常的轻蔑和仇恨。
尽管柳氏拚命阻挠丈夫娶妾,陈慥还是依照苏东坡的计策,偷偷地把秀英娶过来安置在别室了。被蒙在鼓里的柳氏用滴水刻香为期来限制丈夫外出,甚至以预灯罚跪的手段来惩办不守规则的丈夫。这就有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顶灯》这一出(第十六出)(《顶灯》,昆曲演出本改称《梳妆》)。柳氏手持青藜杖在书斋里等候“告假”未归的丈夫。早起点燃的香已燃尽,注在盘中的水已风乾。那时还没有现代的钟表,柳氏所使用的这种原始的计时方式提醒她,丈夫在外定有不轨行为。陈慥与苏东坡漫游赤壁归来,慌慌张张地嘀咕:“迟了,迟了,怎么好。”进了书斋。柳氏火冒三丈,大喝一声将青藜杖打在陈慥身上,陈慥立时跪下道:“奶奶请息怒。”柳氏丢去青藜杖对陈慥说:“你起来,你起来,我也不打你,将头发散了,你坐着,我与你绾起髻来。”陈慥喜孜孜地以为柳氏饶了他,便坐下来。他哪曾料到,柳氏这一招比青藜杖厉害多了。柳氏将他的头发绾成个匾髻,在髻上边安了盏灯,把灯点亮了。陈慥问妻子这是要做啥?柳氏说:“你若灭了灯,打二十藜杖。”陈慥叫苦不迭,但又不敢动弹。柳氏在一旁数落:“狂生何处漫游嬉,全不把盟言记也。你躲离家门,使我望眼欲凄迷。林薄外日沉西,早已香烟断,水痕稀,钟声发,你却落得归来醉也。我且不打你顽皮,只罚你跏趺坐,当一个供佛琉璃。”([小桃红])到二更天,陈慥道:“奶奶,放我睡一会儿,我明日再顶吧。”柳氏说:“不许,不许,我且进去,再出来看你。”柳氏自己去睡了,陈慥也不敢起来,还是愁眉苦脸顶灯端坐在书斋里,自我解嘲道:“头须正直,体怕倾欹。这苦何曾惯,兢兢敢移?浑一似土木形骸,又被那睡魔暗欺。”([下山虎])好容易等到柳氏在内室发话了:“你知罪么?”陈慥连忙答应:“我知罪了。”柳氏再问:“你再来敢迟么?”陈慥说:“我再不敢来迟了。”于是乎,柳氏才略释天威,吩咐道:“既如此,放下灯盏。不许进房来。就在斋中睡吧。”陈慥连声应诺,在书斋里放胆睡过去,一直到己时。柳氏觉得丈夫已回心转意,便命他:“此后只在斋中看书,我有茶饭送来与你,你不可仍前出门。”陈慥道:“敢不遵命。”陈慥是何等驯顺!然而,这一切都是假象。柳氏刚刚离开,陈慥就溜之乎也,“私赴莺期”,直奔新妾的住所了。柳氏从门缝里瞧不见丈夫的动静,知道自又上当受骗,审问老家奴,终于弄清底细,丈夫娶妾已成事实。这一消息立时使柳氏气得昏死过去。整出戏充满行动性。柳氏的威严、泼辣,甚至于刁钻古怪的性格,陈慥的假服贴、假驯服的两面手法,都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或者说陈慥和柳氏的性格推动着人物做出种种戏剧动作(包括人物的语言)。尽管作者明显地运用夸张手法,但他并不卖弄噱头,由于“顶灯”这一情节把柳氏“强作威”和陈慥“假意随”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读者、观众忍俊不禁,可谓“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李渔)。
当读者、观众笑过之后,不禁要问,柳氏胜利了吗?陈慥果真回心转意了吗?戏剧情节的发展告诉人们,答案是否定的。柳氏得知丈夫娶妾之后,她便采取更为严酷又更为笨拙的一招,企图以此来限制陈慥的行动。她用一根长绳子系住丈夫的一只脚,绳子另一端拴在自己的床脚上,让陈慥只能在书斋里活动,一扯绳子,立即召回内室。妙哉!陈慥居然乖乖地接受了这种约束。柳氏在里边一扯绳子,陈慥立刻跑进来请示:“来了,来了,娘子有何使令?”柳氏说:“偶然翻身落枕,快递与我。”不一会儿,柳氏又扯绳子,陈慥连忙跑进来:“来了,来了,娘子又有何差委?”柳氏说:“看杯茶来我吃。”陈慥乖乖地去弄茶。正当这位暗暗叫苦时,来了位巫婆。陈慥问她求援。这巫婆回家牵来一只羊,把系在陈慥脚上的绳子解下来,系在羊脚上,让陈慥悄悄地溜走。柳氏在内室照常扯绳子,听到的却是羊的叫声。柳氏不见丈夫,只见羊,大惊失色。与陈慥串通一气的巫走上前来,装出一副极惊骇的样子,摸着这头羊说:“这是陈门祖先,怪你积恶,故罚郎君变羊。”柳氏摸着羊呼唤啼哭:“我的丈夫啊,怎得你还人道脱兽群!”看来,柳氏虽然恨丈夫,但从心底里还是爱他。巫婆说:“你须斋戒三日,举家避于室内,我替你哀求鬼神,令放郎君,还复本体。” 悍而又善良的柳氏一一照办——她哪里晓得,这是陈慥参与的一场骗局!
“变羊”这一情节不是剧作者汪廷讷的创造,而是渊源于在唐代就已流传的故事,《艺文类聚》曾收录。故事云:
京邑有士人妇,大妒忌,於夫小则骂詈,大必捶打,常以长绳系夫脚,且唤便牵绳。士人密与巫妪为计,因妇眠,士人入厕,以绳系羊,士人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怪,召问巫,巫曰:“娘积恶,先人怪责,故郎君变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请。”妇因悲号,抱羊恸哭,自咎悔誓。师妪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师祝羊还本形,婿徐徐还,啼问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婿曰:”犹忆啖草不美,腹中痛尔。”妇愈悲哀。后复妒忌,婿因伏地作羊鸣,妇惊起徒跣,呼先人为誓,不复敢尔。於此不复妒忌。(《艺文类聚》卷三十五人部十九“妒”中华书局版)
《狮吼记》第十七出的情节基本上袭用这一故事,但两者仍有明显的区别,一是故事中的妒妇因何而妒,不清楚,而戏剧里的柳氏是为了抵制丈夫娶妾;二是故事中的妒妇经由丈夫“变羊”的教训,不复妒忌,而戏剧里的柳氏为了换回丈夫的“人形”,虽然应允丈夫娶妾,但她与丈夫、与妾之间的矛盾并未消除。
戏剧从十七出(《变羊》)到十九出(《复形》),柳氏始终是被剧作者戏弄的对象,但在这些荒诞得近于取闹的场面中,包含着一个严酷的事实:封建阶级男子拥有的特权,女子是无法动摇的。可以想象得到,一夫多妻必然给家庭生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戏剧作者没有掩饰这一点,在第二十出(《争宠》)里,妻妾之间、柳氏与陈慥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柳氏又一次气得昏死过去。然而剧作者又总是想方设法去降服柳氏,于是借柳氏昏死之机,设置了柳氏灵魂游地狱的情节。让这位敢于惩治男人的女子去接受闫罗王的审判,承受“嫉妒盖世,残酷逆天”的指控,以及“扭手枷项”、“鞭背”、“脑箍”等种种刑罚。可怜的柳氏幸遇佛印禅师搭救,方得从黄泉路上逃回。但闫王又不立刻放还,而令佛印引领柳氏游一趟“纵横二十万里”的“阿鼻地狱”,参观在那里经受种种刑罚折磨的一系列“有罪”的女子。柳氏经过这场梦游之后,终于大彻大悟,不但不妒不悍,而且一心向佛。儒家礼教不能实现的目标,经由释家说教达到了。这也许就是儒、释互补吧。
汪廷讷编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陈慥的家庭矛盾消除了,妻妾之间十分和谐,秀英生了儿子,作为正妻的柳氏也为丈夫了却“有子万事足”的心愿,担负起抚育的重任。转眼之间,儿子陈谟长大,“潜心孔氏书,寄兴相如赋、立志光宗耀祖。果然,陈谟被苏东坡举荐为东宫伴读。一时父子应召,欢喜过望云云。这个索然无味的老套子,表现了汪廷讷那个时代士大夫们的愿望:既要享尽艳福,又要免去妻妾之争。他们以为一方面依靠封建礼教的力量,一方面又借助于佛家说教,似乎儒释结合,封建主义的多妻制婚姻便可巩固,封建家庭的秩序便可维系。其实,这种虚构又岂能掩饰女性的痛苦和眼泪。《狮吼记》所产生的客观意义和认识价值,恐怕是剧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由四句诗构想出一部大戏,我们不得不佩服汪廷讷的艺术想象力,而一部大戏中有那么多足以引人捧腹的场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汪廷讷是喜剧艺术的行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得好,“为净、丑之科诨易,为生、旦、外末之科诨难”。《狮吼记》最引人发笑的角色,不是净、丑扮演的人物,而是生、旦扮演的男女主人公。这反映出剧作者观察生活的独特角度和表现生活的过人技巧。戏剧史家称赞《狮吼记》“为明清滑稽剧中最杰出者”(庄一拂《古曲戏曲存目汇考》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决非过誉。《狮吼记》喜剧特色的形成,得力于夸张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着意把陈慥的“惧内”心态和柳氏的妒、悍言行发挥到极致,使之产生荒诞的效果,从而引发观众的笑声。此外,语言的本色天成,特别是宾白的生动活泼,构成了《狮吼记》喜剧特色的基础。汪廷讷显然从民间口头文学中吸取了丰富的素材,很难想象那种满篇生僻典故的曲词和宾白,观众、读者连意思都不懂,怎么可能笑得起来。所以,《狮吼记》不是那种案头文学,而是可以付诸演出的脚本,其中若干出已成为昆剧的传统剧目,如《跑池》(即第十一出《谏柳》)、《梳妆》(第十六出《顶灯》)等。可见,由于《狮吼记》的成功,陈 “惧内”故事在民间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的家庭里,妻、妾都是受害者,但妾的命运往往更不幸。封建文人同情这些不幸女子的遭遇,一方面谴责作为正妻的“妒妇”,一方面又虚构出能纳容侧室的“贤妇”形象,以表达他们的妻妾和谐的观念和愿望。因之,在明清戏曲中除了《狮吼记》这样写“惧内”与“妒悍”并重的作品之外,还有侧重表彰“贤妇”或谴责“妒妇”、或兼而有之的剧目。如僧人湛然(万历中前后在世)的《妒妇记》写房玄龄夫人至妒,宁妒而死,不愿不妒而生,在皇后面前饮鸩自尽。《远山堂曲品》著录剧目,并略有评介,剧本没有流传下来。吴炳(1595—1648年)的《疗妒羹》以广陵女子冯小青十六岁嫁给杭州冯某为妾,被正妻折磨致死的现实生活的悲剧为题材创作而成,令人遗感的是剧作者把现实中的悲剧粉饰为艺术上的喜剧。虚拟小青死而复生,在吏部员外郎杨不器的贤夫人颜氏撮合下,嫁与杨不器为妾,一年后妻妾各生一子,皆大欢喜云云。既贬斥了悍妇,又褒奖了贤妇,可谓用心良苦。(《疗妒羹》见《古本戏曲丛刊三集》)明末清初范希哲的《十醋记》(见《古本戏曲丛刊五集》)与上述剧作不同,不仅没有谴责“妒妇”,而且刻画了一位“妒里生香”的正妻师氏的形象。这部长达三十六出的传奇有两条情节线索并进,一条是以郭子仪平息安史之乱有奇勋,晋爵为汾阳王,七子皆封列侯,“满门金紫笏纵横”为主线,另一条是以朔方节度使龚敬与正妻师氏的感情纠葛为副线,其中有《醋表》、《醋义》、《醋成》、《醋感》、《醋授》、《醋功》、《醋锦》、《醋阻》、《醋致》、《醋慨》等十出描写了师氏的“妒”,故称《十醋记》。剧作者刻意将师氏描绘成有主见、有谋略、有德行的贤妇,在关键时刻总是她左右着丈夫,使龚敬“三番性命相关,尽在妒中幸免”,因而最后身为内阁中书令的龚敬不禁慨叹:“老健方知妒妇贤”。由于师氏“妒里生香”,龚敬顺利地娶了美妾,在安史之乱中保全了身家生命,并且立功升官,子女双全。这样,剧作者就把一夫多妻家庭得以和谐之关键,归之为正妻的贤惠,也就是说正妻的道德品质的完善,可以巩固封建家庭的秩序,也可以维护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当然,不管是《狮吼记》还是《十醋记》,它们给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制度开的药方都是徒劳的。汪廷讷、范希哲都不敢承认一夫多妻本身就是封建家庭矛盾丛生的根源,实际上一夫多妻也就消灭了纯真的爱情。因此,他们不可能去否定这种落后腐朽的封建婚姻制度,而只能想方设法去修补这种制度的百孔千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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