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庾信赋·哀江南赋并序》原文、赏析、鉴赏

《辞赋·庾信赋·哀江南赋并序》原文、赏析、鉴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 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 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 让东海之滨，遂飧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

日暮涂远，人间何世!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 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 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 芟夷斩伐，如草木焉! 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 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 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 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 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 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哀江南赋并序》是庾信的暮年之作，约写于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全文三千三百七十六字，序占五百二十八字，堪称骈体赋的长篇巨制。它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气魄，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在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序是全赋的纲领和序曲，也是一篇文字优美的骈文。

序从侯景之乱写起，“戊辰之年”即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建亥之月”指农历十月，“大盗”指侯景。侯景反复无常，梁武帝纳降他，犹如引狼入室。梁武帝平时沉溺于佛讲之中，不修武备。侯景作乱后，很快兵临金陵城下，“五十年来，江表无事”的局面被打破了。作者从此窜身荒谷，流离颠沛，沿江西奔，逃往江陵，沿途目睹了国家蒙难、生民涂炭的惨象。“华阳奔命”以下八句，描写自己出使西魏与羁留不归之事。这年九月，西魏以大军十万进犯江陵。十一月，江陵陷落，梁元帝被害，梁室中兴的希望不复存在，庾信为梁室的败亡而痛器三日。“三年囚于别馆”之说，《庾信传》失载，但亡国使者遭到一段时间的囚禁是完全可能的。庾信羁留不归，从此便“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了。亡国之痛，庾信至死难忘，他想到日月星辰的运行周而复始，但梁朝是不能再复国了，此时它已为陈朝所取代，有“物极不反”之叹。

第二段，层次较多。开头四句，用汉代傅燮、袁安的典故，隐喻自己“悲身世”“念王室”的感慨。傅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在朝直言敢谏，受到排挤，出为外官。晚年为汉阳太守，反叛朝廷的人围攻汉阳，傅燮闭城固守，攻城的士众杂有北地胡骑数千，因平日佩服傅燮的为人与名望，在城外叩头，请求把傅燮送归北地灵州老家，弃郡而归，所愿必许。傅燮坚执不允，后临阵战死。(见《后汉书》本传)庾信想到傅燮的事迹，自然会感到仕北的惭愧。袁安也是东汉人，在朝为官时“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见《后汉书》本传)。庾信用这个典故来抒写自己对梁室兴亡的关心。下文谈到东汉的桓谭(字君山)和西晋的杜预(字元凯)他们著书立说时，都曾写过自序，以叙其生平和著书论旨。而且西晋的文学家潘岳和陆机，他们都写过歌颂其家族光荣传统的诗赋;潘岳有《家风诗》、陆机有《祖德赋》、《述先赋》等。陆机还在《文赋》中明确提出：“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凡此种种，都激荡着庾信的心灵。所以《哀赋》的开头先描写了自己的“家风”与“世德”。从周朝开始一直写到庾信在梁时的地位和声望。这样写，一方面是因为六朝重门阀，士族文人爱炫耀自己的光荣家史。另一方面是通过“家有直道，人多全节”的祖风叙述，更加显露出自己不能报效祖国和屈节仕北的惭愧。家族的荣誉无法保持，他不能不感到痛苦。“信年始二毛”以下，又从侯景之乱写起。这年庾信三十六岁，他头上已经染上了白发，太清之乱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颠沛流离，以后由南入北，一直到了垂暮之年，这如同《燕歌行》写的行役不归，令人悲不自胜。西汉的楚老龚胜，王莽篡汉时，他不事二姓，竟绝食而死; 如今自己却身历三朝，令人惭愧!原来自己想学南山之豹隐居于雾露之中，不料被派往西魏。居于东海之滨的伯夷、叔齐，宁愿饿死而不食周粟，如今自己先后做了西魏与北周的官，可谓典型的“食周粟”了，想到这里，怎不面惭耳热?又想到自己的坎坷遭遇与飘泊羁旅生涯，抚今追昔，他真想大哭一场; 但眼下并无解忧之法，高歌，饮酒，既不能取乐，也不能忘忧，只有追怀往昔，写下这篇《哀江南赋》，来“危苦”、“悲哀”地抒写亡国之恨与“乡关之思” !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一段，从慨叹又转入回忆。“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写侯景之乱的情况。据《资治通鉴》记载： 侯景兵临都城时，湘东王萧绎命庾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亦作三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北，侯景兵到，“(庾)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庾信在战斗中的表现是怯弱的，“将军一去，大树飘零”，既掩饰了自己的怯弱，也夸大了自己的作用。“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用荆轲入秦易水饯别的典故，比喻自己入北之后再也不能回到南方了。“荆璧睨柱”以下四句，用蔺相如奉璧入秦终于完璧归赵和毛遂使楚终于使楚王歃血为盟的故事，来隐喻自己奉命使魏。蔺相如与毛遂在外交上取得成功，自己使魏却被扣留了，这也是难以相比的，但其责任并不在庾信。《左传》所记楚人钟仪被囚禁在晋国，数年之后，仍戴楚国的帽子，弹起琴来仍操南音，作者用来比喻自己被扣留之后仍然不忘怀故国，又用晋人扣留鲁国使者季孙，比喻自己被强留在长安。“申包胥之顿地”以下四句，用楚人申包胥哭于秦庭乞秦师救楚和蔡威公亡国时闭门而泣三日三夜的典故，隐寓自己在国难当头之日，虽然怀有申包胥忠于祖国的一片热情，但终将无可奈何，只好像蔡威公那样为亡国而痛哭。这四句与上文“三日哭于都亭”相映照。“钓台移柳”二句，用晋陶侃在武昌西门外的钓台练兵并移植柳树于钓台附近，比喻江南春色。这种景色在玉门关难以看到，作者用表示对故国风酥雨腻的江南春色的怀念。“华亭鹤唳”二句，用陆机的典故。陆机因参与了“八王之乱”，兵败被杀，临刑前对他弟弟陆云说：“华亭(在今上海松江县，陆机家乡)鹤唳，岂可复闻乎?”作者旨在说明自己入北之后再也听不到故乡的鸟鸣了。当然，这与典故的完整含义不尽相同，这是庾信用典灵活之处。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以下一段，是哀叹梁朝灭亡之迅速和出人意外。梁朝有百万义师，一朝之中便土崩瓦解，被人像斩草伐木一般很快消灭，这对作者是难以理解而又深感遗憾的事。梁末遭到两次战乱，第一次战乱便一蹶不振，江淮从此失去天堑之险，关塞要冲也失去了藩篱之固，以致使本来是拿锄头出身、以布衣起家的小吏陈霸先之流因利乘便，取梁室而代之。江南三百年的王气，至此也就宣告结束。

最后一段，悼念梁室两代君主的丧亡，抒写自己的“去故之悲”，在“天意人事”“凄怆伤心”而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回到追怀作赋上来。此段的开头四句用秦和西晋王朝的灭亡来喻梁之灭亡。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自认为建立了万世基业，但统一后不过十几年，秦王子婴便在轵道亭(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投降了刘邦。西晋强盛一时，但不过半个世纪便灭亡了，晋怀帝和晋愍帝先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被刘聪所杀，无人能救他们。庾信用这两个典故来暗寓梁武帝饿死台城和梁元帝被害于江陵，梁室遭到了“山岳崩颓”的危亡之运。作者流落北国，在春去秋来的岁月流逝之中怎能不产生“去国之悲”呢?天意和人事都令人伤心啊!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舟楫既无路可走，银河也不是乘木筏可以攀登; 大风阻路，蓬莱仙岛也没有可到之期。日暮途穷时，自己惟有“达其言”、“歌其事”而已。陆机听到左思写《三都赋》，不禁拍手而笑，说“须其成，将以覆酒瓮耳”。张衡看到班固的《两都赋》，以为鄙陋不足观，乃自作《二京赋》。自己的《哀江南赋》是否有人讥笑，我就不去管它了。

《哀江南赋并序》不以时间先后为序，而选取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回忆，所写事件纵横交错，回环反复，将自己的遭遇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突出了“乡关之思”与亡国之痛。韵律方面，宫商抑扬，声调和谐，改变了前期以大量诗语入赋的特点。文采方面，绣错绮交，形象生动。用典方面尤为突出。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有时是一句一典，有的十分贴切，有的比较灵活，他把众多的典故驱使在自己笔下，典故简直成了他自由抒发感情的手段，“援古证今”，“用人若己”(《文心雕龙·事类》)，可谓“屡变屡出，汇彼多方”(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语言方面，它大量使用四六对句，对仗工整而匀称，于对偶之中又夹杂散体语言，形成骈散结合的文风，既不呆板堆垛，又有错综变化，确实是一篇“辞生于情，气余于采”(张溥《题辞》)、“华实相扶，情文兼至”(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骈赋佳作。序中所提到的“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和“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就是它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也是创作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艰难的时世，萧瑟的生平，玉成了集六朝文学大成的庾信，他在诗赋的写作上放出了奇光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