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将军族》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文学名作《陈映真·将军族》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见“赵南栋”条)

内容概要 男主人公“三角脸”是从大陆去台的军人。在作品里没名没姓，快40岁了，退伍之后在一个到各地巡回演出的康乐队里混饭吃。女主人公是康乐队里面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作品中也没名没姓，叫“小瘦丫头儿”。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大卡车的巅簸中到处表演。演出之暇，康乐队的女孩子们都跟年轻人泡在一起，没人找他这个中年人。他活得很寂寞。“小瘦丫头儿”在康乐队中也不快活，她不是歌手，但会跳舞，而且是个很不错的女小丑。她好哭。一天，她缠着“三角脸”要听故事。他讲了个猴子的故事给她听，但有时也唱小调给她听。他们提到“家”，他们各自都想家。于是，她向他讲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曾被家中以两万五千元的代价，像猪牛那样给卖掉了。买她的人把她带到花莲，她说她卖笑不卖身。那人说不行，她便逃了。“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儿”这两个寂寞的人，夜晚有时隔着三合板的墙壁聊天。她说她欠下的卖身债如果不还，家里还会卖掉妹妹的。为了救妹妹，过两天她想回家去。他说，他想借钱给她还债。她敲着三合板的墙壁，说：“你借给我，我就做你的老婆。”她甚至都觉察到隔壁的“三角脸”在难为情，说：“别不好意思，三角脸。我知道你在壁板上挖了个小洞，看我睡觉。”他无声地说：“小瘦丫头儿，你不懂得我。”于是，第二天深夜，他悄悄地把自己的退伍金——三万元的存折，放在“小瘦丫头儿”的枕边，然后离队出走了。她看到他的存折，哭了一整天。他们说她吃了他的亏，他跑掉了。但是，赎身钱并未能救她出火坑，她再度被卖，还被胖子嫖客弄瞎了左眼。她一点也没有怨恨，只是决定这一生不论怎样也要活下来再见三角脸一面。还钱是其次，她要告诉他终于领会了。5年后，在12月里的一天。一个丧家出殡。三角脸在送葬的乐队里吹喇叭，在另一支乐队里却发现了小瘦丫头儿。她穿一套蓝地镶滚着金黄花纹的制服，手舞一根银光闪烁的指挥棒，指挥一队少女乐手演奏《马撒，永眠泉下》的乐曲。几支曲子奏过，他见到她站在阳光里，轻轻脱下制帽，她留着一头乌油油的头发，高高地梳着一个小髻，还戴一付墨镜。他想着，不过五年，一个生长，而自己却已经枯萎了。她也发现了他，便凑过来，哽咽着问：“是你吗?三角脸?是你，是你。”他们重逢了。于是，他们双双来到一片田野。她说：“我说过我要做你的老婆，可惜我的身子已经不干净，不行了。”他说：“我这副皮囊比你的还恶臭不堪，下一辈子吧!”“正对，下一辈子吧。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远远地响起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他们于是站了起来，沿着坡堤向深处走去。过不一会，他吹起《王者进行曲》，吹得兴起，便在堤上踏着正步，左右摇晃。她大声笑着，取回制帽戴上，挥舞着银色的指挥棒，走在他的前面，也走着正步。年轻的农夫和村童们在田野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欢呼着。几只狗也在四处吠了起来。太阳斜了的时候，他们欢乐的影子在长长的坡堤的那边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在蔗田里发现一对尸首。男女都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于胸前。指挥棒和小喇叭整齐地放置在胸前，闪闪发光。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呢!”

作品鉴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与祖国隔绝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重返祖国怀抱，终于光复了。随着台湾光复，外省人又可以登上宝岛和台湾同胞自由往来;尤其是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省，随之而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共达200万人之众。海峡两岸隔绝了半个世纪，突然一下子接纳如此众多的外省人，这对岛上的台湾同胞来说，可以算是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了。特别是1947年曾爆发过“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当局对台湾同胞进行了残暴的镇压，更使得台湾本省同胞和来自外省的大陆去台人员之间产生了隔阂。从互相隔阂到相融，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陈映真的《将军族》，关注的就是生活在台湾岛上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发表之后在台湾名噪一时。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个是中年的大陆流浪客，一个是被侮辱的台湾土生土长的少女，他们年龄相差很大，各自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也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饱经沧桑和备受凌辱的卑微的小人物，又无力面对现实，只好把光明和希望寄托于一个神秘而渺不可知的未来世界。作者以温暖、同情的笔触，表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深情，以及人世的悲苦，深刻而含蓄，动人心弦。作者有意将故事安排在葬礼进行之中，太阳那么绚烂地普照着，蒙上了一层隐秘的喜气，这就制造出了一种贯穿全篇的悲喜交加的气氛。最后，作者在描述男女主人公一同和生命告别时，用的也是欢乐的笔调，正反映出他们二人由于能够互相陪伴着脱离悲苦的人世而感受的内心喜悦。这些喜剧的穿插，使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反而更加深了一层，也加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和控诉力量。这篇小说也展现了一种生命的庄严化——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作品令人震撼的，也不仅仅是人物的悲剧命运，而是这种命运所负载的生命庄严化的强烈性。小说一开始，即以葬礼的进行，让一种悲喜交合的语言气氛贯流而来，中间悲剧情节的展开和喜剧意味的穿插，使一种高洁的“尊生”观念——物质贫困 (贫)而精神不衰(富)、命运多舛(环境)而生命欢悦(人)得以互生互渗，以排遣病态的过分感伤，男女主人公殉情的结尾，伴着《王者进行曲》，带着“都像婴儿那么干净”的夙愿，双双走向死亡，在那片苦难的故土上，“两个人躺得直挺挺地，规规矩矩，就像两位大将军”——“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作家为生命的庄严化寻找寓言，结果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通过“死亡”的意象与礼仪来看待实际生活。从开头的葬礼到终点的殉情，作家划了一个时间的圆圈，不是流水，却也千载不腐——生命之树长绿，即使死了，也还要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结为“将军族”。这样，我们终于发现作品中具体体现的、与中国人文精神相合拍的人生价值观念，那就是天人合德，贫贱难移、患难之交的恩爱深情和灵魂洁白，天可赖之以成，人可赖之以久，天长地久，解脱人世悲苦而享受生命的狂喜。这篇小说的结构，作者采用的是“局部追溯法”，故事的主体进行于“现在”的男女主人公在葬礼进行之中重逢，截取“过去”的片断——五年前他们在康乐队相识和离别作为补充，使“现在”和“过去”两者交相罗织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