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廖辉英·油麻菜籽》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廖辉英,女。1949年生于台湾省台中县。1955年入乌日国民小学就读,以后入台北一女中、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廖辉英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写作。她曾任《妇女世界》的主编,曾在国华、国泰建业广告公司任职,兼任凯美、龙霖建设公司企划部主任和经理,更创办社区报《高雄一周》,任发行人兼总编辑。她学的是文学,却在工商界闯荡15年。她的《油麻菜籽》获1982年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甄选小说首奖,并于1983年由台湾三大导演合作(万仁导演、侯孝贤编剧、柯一正饰男主角)拍成电影。中篇小说《不归路》获《联合报》中篇小说推荐奖。她的作品篇篇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击中台湾社会要害;写两性情怀,最能抚平现代人的伤口,在台湾公认是社会性最强、共鸣性最大的作家之一。她已出版的著作有:短篇小说集《油麻菜籽》、中篇小说 《不归路》,长篇小说《盲点》、《落尘》、《绝唱》、《蓝色第五季》、《窗口的女人》、《朝颜》,散文集《谈情》、《说爱》、《自己的舞台》、《心灵旷野》、《咫尺到天涯》、《淡品人生》、《两性拔河》,儿童文学《草原上的星星》等。
内容概要 这篇小说是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观点写的。我的母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的女儿,并曾在日本的新娘学校念过书,她的艳色和家世,让邻近乡镇的媒婆踏穿了门坎、许多年轻医生铩羽而归。但她终于下嫁了,令人侧目的是,我的父亲既非医生出身,也谈不上门当户对,仅只是邻镇一个教书先生的工专毕业的儿子。据说,医生伯只是看上新郎的憨厚了。我母亲下嫁时,用轿车和卡车载的嫁妆就有十二块金条、十二大箱丝绸、毛料和上好的木器。婚后一举得男——我的大哥,当时,我的父亲23岁,我的母亲21岁。我懂事以后,经常看到父亲横眉竖目、摔东掼西,母亲披头散发、呼天抢地。每当父母失和,母亲便会回娘家去,然后再由白发苍苍的外祖父带着母亲回来。外祖父总是告诫母亲:女人是油麻菜籽命,这也是你的命啊!你自己只有忍耐。大弟出生的第二年,久病的外祖父终于撒手西归。6岁时,我一边上厂里免费为员工子女办的幼稚园大班,一边带着大弟去上小班;在家还要帮妈妈淘米、擦拭满屋的榻榻米、陪大弟玩。妈妈常对她说:“阿惠真乖,苦人家的孩子比较懂事。”有时我觉得哥哥是爸爸那一圈的。有一回,妈妈打他,他哭着说:“好! 你打我,我叫爸爸揍你!”7岁时,我赤着脚上村里唯一的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时,我跟妈妈说,我要双鞋。妈妈拿着外公给她的东西去卖掉,然后给我买了一双绛红色的布面鞋。那以后,妈妈就经常开箱子拿东西,在晚上去台中。第二天,我们就可以吃到一块红豆面包,而且接下来饭桌上便会有好吃的菜。升上二年级时,我仍然是班上的第一名,并且当选为模范生。住在同村又同班的阿川对班上同学说:“李仁惠的爸爸是坏男人,他和我们村里一个女人相好,她怎么能当模范生呢?”我把模范生的圆形徽章拿下来,藏在书包里,整整一学期都不戴它,而且从那时起,也不再和阿川讲话。有一晚,妈妈流产了,一直流血,让我去找人。我披上雨衣,赤着脚走出大门。邻居帮忙找来了医生。医生走了以后,邻居说:“今天若无这个8岁囡仔,伊的命就没啦。”那一年的年三十,年糕刚刚蒸好,妈妈正要去杀公鸡,就在这时,家里来了四五个大汉,爸爸青着脸被叫出来。这些人气势汹汹地质问爸爸。原来爸爸在外面搞女人,人家是找来要遮羞钱。那些人走后,没有办法,爸爸又逼妈妈拿出东西,他推着自行车,去变卖东西、当掉自行车去了。我们家在这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全家搬到台北。转了学,才发现台北的老师出的功课全是参考书上的。当时参考书一本要十几块钱,大哥是高年级,接近联考,一学期必须买好几种,家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妈妈决定先买他的。可是,每到月底,老师便宣布“明天要交补习费”,当时的行情是三十块钱一个月,有钱的同学交到两百块、一百块不等,到最后,往往只剩我一个没缴。常常,我才交了上个月的,同学们又开始交下个月的了。被老师指名道姓在课堂宣读,和让同学们侧目议论的羞耻,不久就被每次月考名列前茅的荣誉扯平了。那几年,每天早晨等我们起床时,桌上已摆着两碗加盖的刚煮熟的白饭,哥哥碗里是两只鸡蛋,我碗里仅有一只。我嘀咕着:“我怎么不能吃两只蛋?鸡粪每晚都是我倒的,阿哥可没侍候过那些鸡!”妈愣住了,好半晌才说:“你计较什么?女孩是油麻菜籽命,落到哪里就长到哪里。没嫁的女孩,命好也不算好,将来你还不知姓什么呢?”初中联考,我考取了第一志愿。注册时,爸爸特地请了假,用他的自行车载我去学校。那天中午,爸爸带我去吃了一碗牛肉面,又塞给我五块钱,然后叮咛我说:“回家不要跟你妈说,这个帐记在注册费里就行啦!”初中那年,爸爸对于教我功课显得兴致勃勃,那时他最常说的话就是: “阿惠最像我!”他常常塞给我几毛钱,然后示意我不要讲。日子在半是认命、半是不甘地嘈嚷中过去。妈妈37岁时又怀了小弟。妈妈临盆前,我拿出存了两年多,一直藏在床底下的竹筒扑满,默默递给妈妈。她把生了锈的劈柴刀拿给我,说:“钱是你的,你自己劈。”言未毕,自己就哭了起来。一刀劈下,哗啦啦的硬币撒了一地。我那准备要参加横贯公路徒步旅行队的小小的梦,仿佛也给劈碎了似的。然后,母女俩对坐在阴暗的厨房一隅,默默地叠着那一角钱、两角钱……。初中毕业时,我同时考取了母校和女师。妈说女师是免费的,而且女孩读那么高干什么?有个稳当职业就好。那两年开始父亲应聘去菲律宾工作,有了高出往常好多倍的收入,我坚持自己的意思,母亲最后居然首肯了我继续升读高中。那些年,家里的境况有了好转。妈妈时而叨念着父亲过去不堪的种种,时而又望着他从菲律宾寄来的信和物,半是嗔怨、半是无可奈何地哂笑着。然后,我考取了大学。我仍是傻傻的,不怎么落力地过着日子,既不争什么,也不避着什么。像别人一样,我兼做家教、写起稿子,开始自己挣起钱来。在那不怎么缤纷的大学四年里,我半兼起“长姐如母”的职责,这样那样地拉拔着那一串弟妹。母亲则不知何时,开始勤走寺庙、吃起长斋,做起半退休的主妇了。父亲辉煌的时期已过,回国以后,他早过了人家求才的最高年限,凭着技术和经验,虽也谋定职业,然而,总是有志难伸吧,他显得缺乏长性,人也变得反复起来。经过了苦难的几十年,妈妈仍然说话像劈柴,一刀下去,不留余地,一再结结实实地重数父亲当年的是是非非;父亲,竟也相当不满于母亲无法出外做事,为他分劳的短处,而怨叹忿懑。一个是背已佝偻,发苍齿摇的老翁,一个是做了30年的拮据的主妇,鬓白目茫的老妇,吵架的频率和火气,却仍不减当年,不亚于年轻夫妇。30年生活和彼此的折磨下来,他们仍没学会不怀仇恨的相处。那些年,大哥不肯步父亲的后尘去谋拿份死薪水的工作,白手逞强地为创业碰得头破血流,无暇顾家;很自然的,那份责任就由我肩挑。说起来很幸运,毕业后的那几年,我一直拿着必须辛苦撑持的高薪,剩下来的时间则又兼做了好几份额外工作,陆续挣了不少钱,家,恍然间改观了不少。而母亲也变了,或者仅只是露出她婚前的本性,或者是要向命运讨回她过去贫血的30年,她对一切,突然变得苛求而难以满足。仅仅是衣着便看出她今昔极端的不同。从前,为儿女蓬头垢面、数年不添一件衣服、还曾被误为是给人烧饭的下女的她,现在每逢我陪她去布店,挑上的都是瑞士、日本进口的料子;我自己买来裁制上班服的衣料,等闲还不入她的眼。我总觉得过去那些年妈妈太委屈了,往后的日子难道还可能再给她30年,我做得到的,何必那样吝惜?我总是带上大把钞票,在妈妈选购后大方地付帐。母亲还养成了向我哭穷的习惯,有时甚至还拿出相识者的女儿加油添醋地说嘴,提到人家怎么能干又如何孝顺,言下之意,竟是我万千不是似的。她积聚的私房钱不下数十万,却从不愿去储存银行,只重重锁在她的衣柜的深处;她把钱看得重过一切。她的性子随着家境好转而变坏,老老小小,日日总有她看不顺眼的地方,她尖着嗓门,屋前屋后地谩骂着,有时几至无可理喻的地步。而我也学会了她骂时,左耳进右耳出的涵养,避免还嘴。那十年里,我交往的对象个个让她看不顺眼,有时她对着电话听筒骂对方;有时把造访的人挡驾在门外;我偶然迟归,她不准家人为我开门,由着我站在黑暗的长巷中,听着她传来一句一句不堪的骂语——而我已是二十好几的大人了啊!其实,那么多年,对于婚姻,我也并非特别顺她,只是一直没有什么让我掀起要结婚的激情罢了。母亲一再举许多亲友婚姻失败的例子,尤其拿她和父亲至今犹在水火不容的相处警告我,又是她那一套“女孩是油麻菜籽命”,云云。待我决定结婚时,她一再地说:“好歹总是你的命,你自己选的呀!”婚礼前夕,我盛装为母亲一个人穿上新娘礼服。母亲一手摩搓着白纱,一头仰望着即将降到不可知田地里去的一粒“油麻菜籽”。我用戴着白色长手套的手,抚着她几已斑白的发,我跪下去,第一次忘情地抱住她,让她靠在我胸前的白纱上。我很想告诉她说,我会幸福的,请她放心。然而,看着那张充满过去无数忧患的、确已老迈的脸,我却只能一再地叫着:妈妈,妈妈!
作品鉴赏 油麻菜,是很普通的蔬菜,它的菜籽很轻很小,一副脆弱的模样,但它的生命力特别强旺,不管是沃土或瘠土,它一飘落在上面,就能生根长苗。“油麻菜籽”在这篇小说里,成为充满象征性的主题,以油麻菜籽象征着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像一颗颗油麻菜籽,遍洒人间。这些孕怀着满满爱心与希望的菜籽,带给人世间无限温暖与幸福,有了柔韧的她们,生命才得以永续生存。这篇小说最成功之处,在一个“真”字。真情流露,不玩弄什么写作技巧,就这样平铺直述,依凭着故事本身的感染力量,使读者心不由己,随之悲喜。这篇小说写活了阿惠的母亲,她的倔傲、容忍、委屈、坚毅……,使我们感到她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不是虚构的人物。她并不完美,有着好多缺点,但这反而使我们觉得亲切,因为真正在“活”的人就是这样,常让人既爱且憎,有时甚至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神貌。透过阿惠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对夫妻的患难之情。在医生伯眼中“老实可靠”的年轻人,与他么女“黑猫仔”婚后,一点也不“老实可靠”。经常“横眉竖目,摔东掼西”,而母亲则“披头散发,抢天呼地”。我们隐约地能读出富家女的骄娇二气。旧式婚姻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男家高攀了这桩亲事时,丈夫的心理所感受到的压抑,是可以想像到的。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夫妻之间任何一方不平衡的心理一旦暴露出来,“剧战”自是难以避免的了。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出父亲的苦衷,但读者多少能体会出一二。他不是不想爱这个家庭和家里的人,甚至包括阿惠的母亲在内,但他可能自卑多于爱情(何况婚前根本没有爱的基础)。从一开始,他在家中一直没有真正的地位(打骂,是表示经济权力之外另一种男性自尊的建立),在经济上一直依赖阿惠母亲的可怜丈夫,种种生活的困窘,引起读者的,与其说是卑视不如说怜悯与同情了。阿惠的母亲在父亲的选择下,她无可奈何地承受了所有未来的横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命”,她无法抗拒,也抗拒不了,有了孩子,她更是“一脚门外,一脚门内,迈不开脚步”了。她虽然悲叹自己的歹命,仍坚韧地支持了整个家计,丈夫在她心目里,愈发没有地位,但她仍是关爱他的,他在外拈花惹草,闯了祸,还是靠她典当过了关,为了维持一个家,她几乎牺牲了所有能牺牲的。中国传统妇女的这种心态,成了稳定社会基础——家的最主要的支撑。她的宽容终于换回了丈夫的心和家的安定,含辛茹苦一辈子,她赢得了“全部”——丈夫、儿女与自尊。全篇情节描写的最感人的部分是“母女之情”。母亲流产那一段,以及结尾处阿惠出嫁前夕,母亲依依不舍,阿惠第一次忘情地抱住母亲,抚着她斑白的头发,一再叫着:“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呼唤,所蕴含的情感,岂是一支笔所能承载得了的?将30年岁月,压缩在短短一万五千字的篇幅,以一个家庭的变迁,暗合着台湾社会发展的背景,娓娓细说得如此动听,都表现出了作者的才华。不无巧合的是,与《油麻菜籽》发表的同时,台湾文坛另一位青年女作家萧丽红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桂花巷》。《桂花巷》里的女主人公剔红,自小生长在贫苦的渔民家中,一家一意想攀个好亲家,想通过“婚姻”来改变她一生的命运。她和《油麻菜籽》的女主人公一样,她们全都由于一桩婚姻,一个由贫而富,享受一生;一个由富而贫,几乎贫困一生。这两个女性,虽在不同的环境,面对命运时坚韧不屈的态度却有着共同之处,这或许正是中国千百年传统道德在她们身上的体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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