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血色黄昏》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文学名作《老鬼·血色黄昏》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马波原名马青波，笔名老鬼。祖籍河北省深泽县，1947年8月22日出生在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父亲是革命干部，母亲是著名作家、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出生后在故乡由祖父、祖母抚养，1951年4岁时来到北京父母身边。1954年入华北小学，后转入育才小学。196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初中，1963年考入北京47中高中，1966年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西乌旗当军垦战士。在兵团受迫害，197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到荒山野岭中接受劳动改造，受尽折磨。1975年在周恩来关怀下才得以平反。平反后到山西大同矿山机械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1年毕业，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1985年到中国法制报社当记者，兼任《法制文学》编辑部编辑。1989年去美国布朗大学。长篇小说《血色黄昏》是他根据自己8年草原生活的亲身经历创作的，写成后几经周折耽搁多年才得以出版。

内容概要 1968年冬，林鹄、雷夏、徐佐、金刚四个北京高中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为了报效祖国，满怀革命豪情偷偷地去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带着毛主席像章、钱、全国粮票、罗盘、刀子、行李、衣服、冻疮膏、止泻药等物，坐火车到张家口，然后沿着没有尽头的公路向北徒步行进，塞外的寒冷使他们鼻头通红。但地方干部拒绝接收他们，因为他们是未经组织允许私自跑来的，而且各旗县的知识青年已经安排满了，没有力量再接收。在徐佐的提议下，他们割破手指用血写下决心书，发出“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家，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的誓言，闯进内蒙古军分区赵司令的家，请赵司令帮助。赵司令在他们的决心书上签了字，他们被分配到西乌旗巴颜孟和牧场，留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上。但贫下中牧的形象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好，使他们非常失望。开批判会的时候牧民们东倒西歪睡大觉，或者嬉皮笑脸，吹牛吐口水玩，手里的语录本脏污污的不堪入目。由于挖“内人党”挖过了头，各级领导班子瘫痪，工作没有人抓。知青们闲着没事，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去抄牧主的家，但徐佐认为这样太草率，会影响知青与牧民的关系，拒绝参加。1969年1月1日，林鹄和雷夏去抄牧主贡哥勒的家，仅仅抄到了一张皮被子、两件皮袍、一口袋奶豆腐。林鹄要杀贡哥勒的大黄狗，贡哥勒抱住狗不放。林鹄自恃会摔跤打拳，崇尚武力，对贡哥勒家的人大打出手。赶大车的老姬头路见不平，一棍子把林鹄打昏了头。林鹄操起铁锹和老姬头拼命，闻讯赶来的徐佐却死死抱住他，咬破他的手夺去了铁锹，而雷夏则冲上去痛打老姬头。林鹄觉得雷夏够朋友，徐佐不是东西。不久，林鹄养的一条狗咬死牧民的许多羊羔，被徐佐按照草原上的规矩杀掉，林鹄便与徐佐断绝了关系。1969年3月，牧场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100多名现役军人、200多名复员战士和1000多天津知青来到牧场。知青们满怀激情投入草原建设，但军人和复员兵总认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经常欺侮他们，甚至对女知青动邪念。林鹄分在七连，连里有个名叫王连富的山西籍复员兵，自恃身高力大、学过捕俘拳，什么便宜都讨，见谁骂谁，却无人敢惹。一次他偷吃了林鹄的五个包子，还耍无赖骂人、抡斧头砍人。林鹄忍无可忍，把他打得哭爹叫娘。连里的知青拍手称快，而沈指导员和复员兵们则怀恨在心。在1971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沈指导员和复员兵们终于找到了报复机会，他们栽赃陷害把林鹄逮捕，还诬蔑雷夏、刘英红等知青给沈指导员提意见是反党。他们把林鹄关在团部一间小屋里，用铐子铐他、冻他、饿他、轮流审讯他，一个复员兵还在夜里把他拉出来痛打，给王连富报仇。林鹄双手被铐在背后，无法睡觉，吃饭也只能像猪一样把头探到饭盆里去。在囚禁生活中，他常常和犯人打架来发泄痛苦，或者趴在窗台上透过木板的夹缝观看外面的一切：鸡拉屎，猪拱土坷垃，上厕所的男男女女，树上的麻雀，蜘蛛和苍蝇打架，等等，都是观察对象。兵团保卫处方处长亲自来审讯，说雷夏已经揭发他，让他自己把问题讲清楚。林鹄悲痛欲绝，只好承认自己说过对毛泽东不应搞个人崇拜、邱会作是老流氓、江青是慈禧太后等坏话。于是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押到各连轮流批判，然后送回三连劳动改造。实际上雷夏揭发他是因为方处长说他自己把什么都承认了，还坦白了同雷夏的某些谈话。他们中了方处长的离间计，由肝胆相照的朋友变为仇敌。回连之后林鹄好像变成了苍蝇、细菌、狗屎，谁见谁躲，甚至帮助别人做好事别人也不接受。脏活、累活归他干，却不让他吃饱饭。1970年底，他和三个牧主、还有几个犯过错误的人被派上山去打石头。天天抡锤、打钎、抱石头，肚皮上都磨起了一层老茧。每天收工的时候，他总是呆呆地凝视着夕阳，他觉得夕阳像青年的热血心肝，挂在寒冷的天边，浸红了一大片暗淡下去的苍穹。过春节的时候他一个人留在荒山上，宁愿与石头、小草为伍，也不愿下山去受人们的歧视。在他最孤独的时候母亲来信与他断绝了关系，而回北京养病的徐佐却写信鼓励他振作起来。他曾逃跑，想回北京告状，但被抓了回来。1971年夏天，他又被派往乌拉泰林场伐木。同去的知青以羞辱、欺侮他为乐趣。虽然他干的活比谁都多。一天上午他独自进山砍了400棵树，因为怕狼来早回住地，就被雷夏和几个知青打得眼睛青肿、满嘴流血。他像一只受伤的狗一样逃出帐篷，冒着雨在荒山里坐了半夜。1972年4月，徐佐也被捕了，因为他的一位同学的父亲和林彪有关系，而他给那位同学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本围棋书。被关押期间看守者打他，用厚棉被捂他，把他吊起来又在他脚上捆上大石头，还不让他吃饱饭。他死不认错，破口大骂，饿极了就吃蜘蛛、吃蚂蚁，连飞进来的小昆虫都被他吃掉。不久他疯了，一会儿大笑，一会儿痛哭，大声唱歌，夜里还发出狼一样的嗥叫。秋天，草原上发生了火灾，心地纯洁的刘英红等68名知青为了救火被活活烧死，而那时候，团里的刘副政委正抱着一个女知青在床上睡觉。1973年，林鹄要求复查自己的问题，反而受到批判，于是一个人上山看石头。在孤独中虽然他用牛牤、保尔·柯察金等人的英雄事迹鼓舞自己，但生理和心理还是发生了变化。不洗脸，不理发，不洗澡，不刷牙，浑身又脏又臭，长满虱子，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没有了时间概念，经常发呆，语言能力减退，经常手淫。兵团所有知青也都和林鹄一样发生了变化，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理想，使他们变得平庸、无聊、自私、堕落，甚至为了入党、为了一个上大学名额费尽心机，争得头破血流。千方百计离开草原。齐淑贞为了入党和领导睡觉，为了上大学在领导面前哭湿了三条手绢，批判林鹄的时候特别积极。金刚把全部心思放在做饭上，胆小怕事，公开宣扬“畏怯哲学”，而且开始学习拍马溜须。雷夏趁回北京休假学会了变魔术，回兵团后丢掉自尊心去巴结领导，调到团政治处宣传队去了。只有徐佐忠于自己的信仰，被放出来之后天天读哲学书、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1975年秋天，几个上大学的知青离开草原的时候，40多送行的女知青嚎啕大哭，悲惨的哭声在草原上回响。1975年底，兵团解散了，国家投资几亿元、几千人干了七八年，换来的只是对草原生态平衡的破坏，草原的沙漠化。趁兵团解散，干部们损公肥私，侵吞国家财产，大量的木材、玻璃、毛皮、五合板、小麦、白面、羊肉、菜籽油被他们偷偷运回家。林鹄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被平反，可以调到一个城市去了。想起8年前那句“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的誓言，想想三位朋友的变化和知青们的悲惨遭遇，他百感交集。1976年初春一个寒冷的日子，林鹄独自一个人怀着悲壮、凄凉的心情离开了锡林郭勒大草原。

作品鉴赏 《血色黄昏》是老鬼根据自己八年草原生活的经历创作的，出版的时候它被称作“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作者在作品题记中甚至说：“它算不上小说，也不是传记。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作品来说，它只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粗糙、坚硬。”它没有雕饰，没有虚构和夸张，只是用朴素的、真实的叙述，向读者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正是这种写实特征，决定了作品思想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从作品中开掘出不同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认识。首先是社会历史层面。它描绘了特定历史年代内蒙古草原混乱而又狂热的社会生活：上山下乡，阶级斗争，革命大批判，等等。在这种生活中，人们丧失了理性、良知和秩序。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搞所谓的草原建设，结果造成的是对草原的残酷破坏;善良的牧民贡哥勒只有18只羊，却被划了“牧主”成分，成为阶级敌人，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真诚、纯洁的城市青年满怀报国热情来到草原上接受“再教育”，而那些肩负教育使命的军人、干部大多是利欲熏心的流氓恶棍;一个知青仅仅因为打了一个流氓无赖，就被逮捕、被痛打、被审讯，从精神到肉体都受了七八年的折磨。其次是人生层面，即向读者展示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生形式。林鹄等四人满怀豪情来到草原，但八年过去，他们各自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态度：林鹄野兽一样沉默而又坚韧地活着，一个根本不爱他、甚至不愿和他说一句话的姑娘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托;雷夏讲义气、爱面子，最厌恶“叛徒”，但最后却无意中背叛了肝胆相照的朋友，为了离开草原拍马溜须;徐佐永远忠于自己的信仰，病魔、酷刑、艰苦的生活都不能阻止他对真理的追求;金刚为了能够平静、安全地活着，崇尚“畏怯哲学”，把吃、穿看作人生的最大享受。这些不同的人生形式都既有局限性，又有合理性。特别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看的时候，就更难以肯定地判断它是好还是坏。金刚和雷夏堕落了，但不堕落又难以生存;徐佐有信仰、有追求，但几个小看守就可以像对待一只鸡一样捆他、吊他、打他，置他于死地。其三是心理学层面。“阶级斗争”中那种群体性的非理性狂热，林鹄在石头山上的生活中渐渐地“兽化”、喜欢孤独，稚气未脱的小看守从对徐佐的折磨中获取生活乐趣，徐佐的疯狂与饥饿感，等等，这些问题都属于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上述三个层面由浅入深，构成了《血色黄昏》所呈现的那种生活原生形态的基本框架。在展示这种生活形态的时候，作者的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表现在政治评价上，是对个人崇拜、主观主义、以权代法的批判。表现在道德评价上，是对真与善的赞美和对假与恶的鞭笞。纯洁的青年忠于党和国家。敢给领导提意见，下雨时用自己的被子盖公家的粮食，为救火献出生命，而某些“革命干部”却干些泄私愤、损公肥私、奸污女知青的勾当。贡哥勒曾经被林鹄抄家、痛打，但却在林鹄最孤独、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冒雨送他去看病。表现在人性评价上，是对雄性力量的赞美——身处逆境的林鹄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 又瘦又弱的徐佐却有比钢铁还硬的骨头，病魔和酷刑摧不垮他。《血色黄昏》虽然是一部以展示生活的真实形态为基本追求的作品。但其美学追求也是自觉的。作者在作品第四十七章中说：“献身是一种美，求生同样是一种美。难道一个饿人用牙齿咬断瘦狼喉管，伏在兽毛里吮吸狼血不是一种惊心动魄的美吗?”这种表述正可以用来概括这部作品的美学风格。作者对主人公林鹄顽强的生命力的描写，对徐佐超人的毅力的描写，对具有原始色彩的草原风光和草原生活的描写，使作品具有了惨烈、悲壮的风格——或称作 “雄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