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慎”字当先

安身立命，“慎”字当先

曾国藩创建湘军成功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每一次失败，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不止一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拦住了。

为此，曾国藩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谨慎作战，才会增加打胜仗的几率。果不其然，曾国藩在变得越来越谨慎的同时，湘军打胜仗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相对于战场来说更隐蔽，也更加复杂。

随着平定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曾国藩不以为荣，反为其忧。毕竟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外权大臣。曾国藩在日记里总是写到，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要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慈禧采取的这一行动无疑让曾国藩感到恐惧，当时，王闿运劝他自立，但曾国藩静观其变，没有丝毫动摇。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是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力保主帅。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那时候，她就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曾国藩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他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面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毕竟，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高居众人之上。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

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由于他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保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采用阴谋逼迫恭亲王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恭亲王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他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担任湖北巡抚一职。当时出任湖北总督的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他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洋洋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参了曾国荃一本，他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入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曾国荃的做法无疑会得罪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也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湘军将领蒋益澧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他的一生结束了，身节俱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他们仕途险恶，望他们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将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曾国藩这样做，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族，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由此看来，曾国藩谨慎于微的做法，才使他在官场上纵横多年，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