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淡于私利却名满天下
河南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石碑,上有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此石碑上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意思是说江河百流,终归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异,却都能达致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如这样一块石碑,身上刻有中国不同传统文化流派的印迹,出世与入世互相统一,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
咸丰十一年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可谓权绾四省。同治元年正月,又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二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五千之众。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曾氏家族堪称“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
家门的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感到忧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
曾国藩知道,功高名显,必然会招来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
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做了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
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的做法,无疑是明智之举。
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做官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自谦、与人为善的原则,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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