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知止不耻,知足不辱,与吾流浪湖海,战惕风涛。
【译注】
知道适可而止的人,不会因为做事过分而感到羞耻;知道满足的人,不会认为自己不如别人而感到耻辱。与我一起流浪江河湖海,战胜惊涛骇浪。
辑自休宁《汪氏统宗谱》卷168。
【感悟】
这是明成化嘉靖间休宁商人汪勋说的一句话。徽商从商的终极目是的为了生计、养亲和显亲,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因此当他们在商场上打拼致富后,特别是遭到不公平的打击后,往往选择重返故里,买田置产,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
【故事链接】
长期在商场上拼搏,尔虞我诈,远涉边陲,栉风沐雨,特别是遭到不法势力的欺压,政府的巧取豪夺,徽商渐感失望、疲惫,力不从心。儒家的乐天达命、知足不辱的保守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因而,徽商往往在事业辉煌之际,心生归隐之意,原来锐意进取的情怀也渐趋消褪。“(江)南能公,字元表,号彦宣,玉吾公长子。……日后业鹾淮南,致资累万。兄弟同居,不忍分析。”明末关津丛弊,九江关蠹李光宇等把持业务,盐舟纳料多方勒索,停泊羁留,屡遭覆溺,莫敢谁何。公毅然叩关陈其弊,奸蠹伏诛,而舟行者始无淹滞之患。至今公之名犹藉藉于江淮楚豫间。事载《盐法志》中。公缘此案,费用不赀,家业亦渐中落,乃退守田园,琴书自适,优游以终。(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处士南能公传》)
【延伸阅读】
徽商的进与退
徽商的进与退,不是以纯粹的利益驱动为转移,而是以儒家的“孝悌”伦理为归宿。徽商在致富之后,急于抽身,将大量的资本带回家乡,用于买田置产,修墓建祠,以作长久之计。徽商缺乏欧洲资本主义商人那种始终如一的进取之心、逐利之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徽商的封建性本质。在贾与儒之间,他们在服贾的同时,始终忘不了业儒的情结,最终视业儒为正道。这种业儒情结,无形中在思想上束缚了徽商的发展,使他们摆脱不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在与政府关系上,徽商忠于王权,维护王权,并与王权相互利用。他们之间既有互相利用也有矛盾。徽商以其极大的耐性忍受着来自王权的压榨,即便是忍无可忍,他们的反抗也是间接的、微弱的,反应了这一时期商人在政治上依赖性和软弱性。
在进与退之间,徽商虽具备了欧洲商业革命时期商人所具备的“冷静、刻苦、勤勉、努力”和所谓“清教徒”式的进取精神,但他们更多地倾向于强调社会责任感、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国家观念。
这些观念使得徽商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为社会、家庭、家族、国家服务上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徽商的盈利之心,分散了他们财富的积累。他们更多承担了“社会人”角色,而非“经济人”的角色。“社会人”的责任感,冲淡了“经济人”的财富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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