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赏析|译文|出处|解读|

名句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出处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礼记·大学》

译文

增值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名句解读

这是“发财”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最早出处。“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体现了儒家的财富观。为了阐述“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学》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的看法，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是一段很富有经济学色彩的论述，浅显易懂而准确精当。“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甚至贪赃枉法，铤而走险。东汉大儒郑玄将这句话注解为：仁人有了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以此来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则将身心投入敛财中去，以追求财富的积累。所以，君子应“以财发身”，超脱一点好。

经典故事

晚清重臣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最有影响也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甚至评价截然相反。褒者称之为“圣相”，贬者则斥之为“刽子手”。虽然如此，曾国藩在为官清廉和处世勤俭等方面，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曾国藩曾为自己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意思是说只要人的信念还像春天一样朝气蓬勃，保持这种旺盛的生机已使我们在道义和灵魂上足够充裕了，物质上的贫困又算得了什么呢？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不贪财，并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虽身居高位，权倾一时，但生活却很简朴。居官期间，他身上的一衣一袜，都是夫人、儿媳妇或女儿亲手缝制的。他三十岁生日那天，家人帮他缝制了一件青缎马褂，他在家很少穿这件衣服，只有节庆之日或过新年时才穿，到他死时，这件衣服依然像新的一样。

在饮食方面，曾国藩也十分节俭。他曾说：“余为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据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曾国藩每餐只吃一道菜，除非有客人，绝不增加菜品。幕僚们见他如此节约，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是一道菜的意思）。他担任两江总督期间，有一次到扬州巡视，扬州的盐商看到总督大人驾到，不敢怠慢，就设宴款待。吃饭时，曾国藩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只捡自己面前的菜吃。其他人还以为总督大人嫌不够丰盛，谁知，退席后，曾国藩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

曾国藩不仅自己一生坚守清廉，也同样要求儿女勤俭度日。他在家书中反复告诫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虽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和纪鸿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在京城和长沙，曾国藩见到不少官宦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他始终让自己的孩子住在乡下老家，并告诫他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牌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

对于儿女的婚事，曾国藩也不大操大办。他规定，嫁女压箱银为一百两。嫁女如此，娶媳也同样如此。他在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侄女嫁事之用。”

曾国藩最后一次犯病，突然倒在宅院竹林中。当家人将他背回屋里时，他已口不能语，但手却指向桌案上的一卷纸。长子纪泽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早已写好的遗书《谕纪泽纪鸿》。在曾国藩的示意下，纪泽含泪念道：“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其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待纪泽念完，曾国藩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纪泽和纪鸿随即跪倒在父亲床前，发誓道：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心中！曾国藩这才满意地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