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圣贤书，非徒学文章掇科名已也》原文翻译|感想

【原文】

读圣贤书，非徒学文章掇科名已也。

【译注】

徒：只，仅仅。掇（duō）：考取。科名：功名。

读圣贤书，不只是学习一点文章词句、为了考取功名而已。

清代婺源程执中，不仅自己酷爱读书，还令经商的弟弟们以及子侄辈业余都要读书。这是他告诫子弟们的话。

辑自《婺源县志稿》。

【感悟】

古人说：读圣贤书，做儒雅人。读书并不只是掌握大量的书本知识，因为这只能算读死书，读书的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做人，即“读圣贤书，行君子事”，所以读书要读好书，尤其是读圣贤之书。圣贤之书如一艘船，载着我们从狭窄的小河驶向宽阔的大海，圣贤之书又如一盏明灯指引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读书是洗涤灵魂、陶冶性情的妙方，而读一本圣贤之书能让人开阔视野、终身受益，可以让人知书达理，继承先贤的优秀品质。

【故事链接】

明万历年间，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县吴彦先，业余时间酷爱浏览书籍，乐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都觉得不如他，因此他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而且又知人善任，以至凡得到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获利颇丰，一时成为了众商的智囊。

【延伸阅读】

经商是徽州人求生存的最主要的选择。在徽商和徽州商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教育也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的特色，萌生了新的教育观念。

儒家理想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正谊”、“明道”的志士和君子。虽然儒家并不讳言仕途利禄，但是儒家强调仕途利禄应建立在“学而优”的基础上。士子只有先安贫乐道、修身、齐家，然后才能考虑治国、平天下之事。但是随着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的实施和统治阶级的诱导，士子则逐渐弃“乐道”、“明道”如敝屣，而以功名利禄的追逐为目的。宋代开始大行其道的“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等偏见，成为士子恪守不渝的箴言。到明清时期，在铨选入仕“舍科第无他途”的情况下，“士子所为汲汲遑遑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读书入仕成了教育几乎唯一的目的。

徽州是个“商贾之乡”，而商贾在传统社会中是处于“四民”之末的，因而为了改换门庭、提高社会地位，徽州人对子弟业儒入仕的愿望就显得更为迫切。如清休宁人汪起英，前辈治盐策于淮扬，“家世饶裕”。后因其父汪新长期卧病，“困顿医药十年，竞堕业”。一日，汪起英叔父眼看家业难以为继，就对起英父亲说：“家道替矣，孺子治经不如治生。”汪起英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回答说：“儿读书宁不一试？试不遇，弃之未晚也”。可见，即使在家道中落、家业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望子成龙”仍是徽商的终极关怀。家族的荣耀只能透过读书仕官才能获得，即使从商以致巨富而无名秩，仍然不算显祖扬名。这个终极的价值观念迫使大部分人投身科举，但如果没有经济基础，那么读书仕宦之途也将为之堵塞。因此又使得大多数的读书人非得弃儒就商不可。经商致富之后，方可经由己身或其族裔专心获取功名，进而实现“光宗耀祖”的人生理想。然而，读书最终能折桂蟾宫者毕竟是少数，“而苦志读书又不可多得”者则是多数。

于是从现实状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徽州的宗族家规指出：“凡我子孙，能读书作文而取青紫者，固贤矣。苟有不能者，毋讵置之不肖，尤当从容化诲，择师取友，以俟其成，庶子弟有所赖而不至于暴弃。虽不能为显公卿，亦不失为才子弟也”。这里，徽州人表达了教育目的的主次和多元的问题，即：读书的主要目的是“取青紫”、“为显公卿”，假若不能，通过读书亦可以造就“才子弟”。所谓“才子弟”：一是指通过读书，使子弟能够自立、自保，而“不至于暴弃”。在徽州，要自立、自保，除入仕外，主要就是经商。可见，为商业发展提供知识背景亦是徽人重视教育的目的之一。正如清代婺源人程执中对其子弟所说的：“故门下多端士。诸弟及期功子弟虽营商业者，亦有儒风。”该记述无疑也表达了儒学可以为商业服务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