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主题篇·集中兵力》鉴赏
〔谋攻〕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虚实〕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九地〕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鉴赏】兵力多的往往能战胜兵力少的,这是战争中通常的情况。故孙子在《谋攻》篇中论述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里指出,“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可把敌人“围”困起来而歼灭之,“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可全力进“攻”而取胜,“二”倍于敌人的兵力可“分”为二部而夹击之,倘若“少”于或“不若”敌人的兵力就只能“逃”或“避”了。那么,如何能使我方的兵力多于敌方,并保持绝对的优势呢?孙子认为,在作战过程中,必须“我专而敌分”,即我方兵力要集中使用,而将敌方的兵力引向分散。《虚实》篇分析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约”即少而弱,以众击寡,以多击少,以强击弱,这样就易于取胜。要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击败分散之敌,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解释说: 如果“我无形”,则“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其兵力必然分散,我方就可集中兵力击其薄弱的一部而稳获胜利。
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或要害部位时,还必须谨慎细致地观察了解敌人的动态和意图。孙子在《九地》篇中阐述说:“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里的“顺”应读为“慎”,即谨慎,千万不可马虎;“详”即详审,细致观察调查。在调查清楚敌人的动向和意图,知道敌人哪里虚弱、哪里是要害后,就可“并敌一向”,即集中兵力指向敌人的一点,哪怕是行走“千里”去杀敌将,也是可以办到的。这就是所谓“巧能成事者”的做法。孙子所说的“巧能成事者”,其关键有二: 一是“顺详敌之意”,即调查研究;二是“并敌一向”,即集中兵力。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集中兵力击敌取胜的策略,孙子的后代、战国齐将孙膑在其兵法著作中也有高明的见解。他明确指出:“积胜疏,盈胜虚,众胜寡。”(《积疏》)就是说,士卒密集的能胜稀疏的,实力充盈的能胜空虚的,人数众多的能胜寡少的。战争中通常情况就是如此。他认为,兵力的积疏、盈虚、众寡是可以变化的。孙膑论道:“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众寡相为变”;“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众故可寡。”要使敌之积变为疏,盈变为虚,众变为寡,必须想方设法分散敌人兵力。他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善者,敌人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孙膑经常强调,对敌人须“规(聚合)而离之”(《十问》),要“分其众”(《略甲》)。当威王问如何“击均”(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时,孙膑回答的办法是:“营(迷惑)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威王问》)对敌人要迷惑它而使其分离,我军则集中兵力攻击其寡少之一部,这样就能稳获胜利。
“我专而敌分”、集中兵力“以十攻其一”、“并敌一向”的战术,在中国现代的革命战争,特别是1930—1933年的几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大显神威。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作战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成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反“围剿”中所创造的这一战术和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孙子的集中兵力的战术思想。
孙子关于集中兵力,“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的策略,可广泛应用于其他非军事领域。特别是在金融投资活动中,运用孙子兵法集中兵力“并敌一向”的策略,可以收到“巧能成事”的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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