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孝经》的影响深入而广泛
《孝经》在儒家诸经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经过历代帝王以各种形式进行表章，更形成了伦理道德思想的权威，对于各阶层人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汉代，《孝经》即被规定为儿童识字后必读之书，而后世多延用其制，可以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诵习《孝经》是每个读书人必行之事。《孝经》所宣扬的孝道，缘于人间血缘关系，讲述家庭伦理道德，容易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这就是“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由人伦亲情而引申出“孝治”的观念，也易于为人们所认同。因此，许多士子、学者、官员都把《孝经》奉为立身之本。如《周书·齐炀王宪传》中记载：
宇文贵，字乾福，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
再如《隋书·何妥传》中记载：
时纳言苏威，常言于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何用多为。”
北宋学者司马光说：
然《孝经》、《论语》，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 《再乞资荫人试经义劄子》）
这类言论，在古籍中时常可见。许多仁人志士，以忠孝自励，笃行孝道，尽心竭力事奉父母，或以忠君爱国的行为，来实践更高层次上的孝道，也是《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思想的体现。直到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仍然说：“发扬天性，遏绝悖德，莫切于《孝经》。”（ 《与吴检斋先生书》）
《孝经》不仅对汉民族的思想、伦理、文化和个人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也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从《孝经》被一些少数民族翻译为本民族文字也可以得到验证。儒家经典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的，以《孝经》为最早。据《隋书·经籍志》记载：
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可悉陵，以夷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
据《宋史·高丽传》记载：
夏国元昊，自制蕃书，形体方整，类八分，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据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记载：
金大定年，译女真字《孝经》。
据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补》记载：
元大德十一年，中书右丞孛罗木儿，译进蒙古字《孝经》。
据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记载：
清雍正五年，《钦定繙译孝经》一卷。
可见，至清雍正时，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北魏、西夏、金、蒙古及满族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孝经》译本了。这表明了少数民族对《孝经》的重视，也表明了《孝经》对少数民族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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