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孝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篇幅最为短小的一部，但它在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却曾经具有很高的地位，产生过广泛深远的影响。
《孝经》集中地阐述、宣扬了儒家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孝道与孝治，因此，后儒都极力推尊它，赋予它在儒家的各种经典中的特殊地位；历代帝王曾通过各种形式表章《孝经》，更是强调、突出了它的意义和影响；许多学者、官员、士子乃至平民百姓奉孝道为立身之本，竭力推尊《孝经》；而且，《孝经》的影响作用，还超越了汉民族的范围，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所接受，甚至远及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国家如朝鲜、日本等。本章将介绍《孝经》的地位和影响。
一、《孝经》在儒家经典中的特殊地位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对孝的注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孝经》中，孔子说：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在《论语》中，有若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在《礼记》中，曾子说：
仁者，仁此（即孝道）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在《孟子》中，孟子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孝经》正是因其所集中论述的内容——被看作道德礼教的源头与根本的孝道，从而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
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
除了认为《春秋》、《孝经》为孔子所作而并称之外，汉儒们还把两书看成是“相互表里”的关系。我们知道，《春秋》是一部史书，儒家一向认为它笔寓褒贬，微言大义，寓有尊王贱霸、拨乱反正之旨，对纠正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滕文公下》）
汉儒则认为：《春秋》固然起匡正乱世的作用，但仍然只是治标之举，而作《孝经》以宣扬先王之“至德要道”则是治本之谋：“《孝经》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开辟，皆在孝。”（ 《春秋说题辞》）可谓极力推崇《孝经》。
从汉代到清末，后儒推崇《孝经》，认为《孝经》具有特殊地位的说法，是称《孝经》“总会群经”、“纲纪群经”、“埏埴群经”。
东汉经学家郑玄称：
《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至易之称。（ 《孝经序》）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 《六艺论》）
《隋书·经籍志》上的提法类似于郑玄：
孔子既序《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
《唐书·薛敖传》上记载：
敖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大本，穷理之要道，真可谓圣人至言，或谓为百行之宗，五教之要。”
北宋经学家邢昺在《孝经正义序》中也说：
《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
南宋学者黄震在《东发日钞》中说：
《孝经》者，大道之户奥，六艺之总会。
明、清学者仍然有许多相类似的说法，如，明吕维祺说：“《孝经》何为而作也？曰：为阐发明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作也。……《孝经》者，《五经》之总会，百王之大法也。”（ 《孝经或问》）明末黄道周说：“《孝经》旧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所以埏埴《五经》，纲纪万象也。”（ 《孝经集传》）清韩菼说：“《孝经》一书，盖万化之权兴，《六经》之统会也。”（ 《孝经衍义序》）清吴骞说：“《孝经》一书，经纬三才，纪纲五行，诚圣门入德首务。”（ 《新雕古文孝经序》）
……
这些提法，大同小异，总之是强调了《孝经》在群经中的特殊地位。这是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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