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择官第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择官第七》什么意思|赏析|翻译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玄龄等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傥有乐工杂类，假使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以赏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诸衣冠以为耻累。”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六年，太宗谓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徵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县令既众，不可皆贤，若每州得良刺史，则合境苏息。天下刺史悉称圣意，则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虑不安。自古郡守、县令，皆妙选贤德，欲有迁擢为将相，必先试以临民，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独重内臣，外刺史、县令，遂轻其选。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

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以为左右丞宜特加精简，上疏曰：“臣闻尚书万机，实为政本，伏寻此选，授任诚难。是以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辖，爰至曹郎，上应列宿，苟非称职，窃位兴讥。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臣诚庸劣，请述其源。贞观之初，未有令仆，于时省务繁杂，倍多于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肃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伦续任右丞，颇亦厉下。比者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功势相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虽欲自强，先惧嚣谤。所以郎中予夺，惟事咨禀;尚书依违，不能断决。或紏弹闻奏，故事稽延，案虽理穷，仍更盘下。去无程限，来不责迟，一经出手，便涉年载。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为事了，不究是非;尚书用便僻为奉公，莫论当否。互相姑息，惟事弥缝。且选众授能，非才莫举，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于懿戚元勋，但宜优其礼秩，或年高及耄，或积病智昏，既无益于时宜，当置之以闲逸。久妨贤路，殊为不可。将救兹弊，且宜精简尚书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并得人，自然纲维备举，亦当矫正趋竞，岂惟息其稽滞哉!”疏奏。寻以洎为尚书左丞。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徵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疏曰：

臣闻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则无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则无以齐万国。万国咸宁，一人有庆，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则庶绩其凝，无为而化矣。故尧、舜、文、武见称前载，咸以知人则哲，多士盈朝，元凯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焕乎之美。然则四岳、九官、五臣、十乱，岂惟生之于曩代，而独无于当今者哉?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或无足也，或无情也，生于八荒之表，途遥万里之外，重译入贡，道路不绝者，何哉?盖由乎中国之所好也。况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贞白卓异者，盖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各有职分，得行其道。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揜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故《说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礼记》曰：“权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然则臣之情伪，知之不难矣。又设礼以待之，执法以御之，为善者蒙赏，为恶者受罚，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尽力乎?

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则出乎公道，行之非，则涉乎邪径。是非相乱，好恶相攻。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此所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恶弃大善，或以小过忘大功。此所谓君之赏不可以无功求，君之罚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然后取其实，不尚其华，处其厚，不居其薄，则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爱美锦，而不为民择官。有至公之言，无至公之实，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远忠良，则虽夙夜不怠，劳神苦思，将求至理，不可得也。

书奏，甚嘉纳之。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户部尚书。房玄龄是时留守京城。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注释〕①审：确实。 ②任官惟贤才：见《尚书·咸有一德》。 ③“官不”两句：语见《尚书·周官》。意为官员不一定齐备，惟在得到恰当的人才。 ④“古人”三句：语本《三国志·魏志·卢毓传》。意思是说，选官不当犹如地上画饼，不能吃。 ⑤“谋夫”二句：语见《诗经·小雅·小曼》。意为谋划者虽多，但非贤能，所以事情办不成。 ⑥“官事”二句：语见《论语·八佾》。意为(春秋时齐国相国管仲的家人)做事不兼任，(一人一职)称不上节俭。摄，兼任。 ⑦“千羊”二句：语见《史记·商君列传》。文中用来比喻选官贵在得到人才。 ⑧无为而治：道家的政治理念。指统治者不强行妄为，不打扰百姓，达到天下大治。 ⑨侪辈：同辈，同列，同行。 ⑩衣冠：此指士大夫、官员。 听受辞讼：受理诉讼。 符牒：泛指公文。符，古代朝廷传达命令的凭证;牒，诉状。 左右丞：官名。唐制，尚书省设左、右丞各一人，协助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处理省内事务。 都督：唐制，武德七年(624年)，改总管为都督，掌督府属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刺史：州的行政长官。 使人如器：使用人才如同器具，各得其用，各取所长。 傅说(yuè)：商王武丁的大臣。相传他曾在傅岩筑墙，武丁因梦寻访到他，任为国相，商朝得以中兴。 吕尚：周朝初年大臣。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望，俗称姜太公。相传他曾垂钓于渭水，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师。后辅佐周武王灭商，因功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景行：高尚的德行。 厚貌饰词：掩饰其词，伪装忠厚。 阶品：古代的官阶品级。唐代有九品三十阶。 铨简：量才授官。 辟召：因推荐而征召为官。 造次：仓卒。 苏息：休养生息。 岩廊：高峻的廊。比喻朝廷和庙堂。 临民：即临民之官，指地方官。 二千石：汉代对郡守的通称。因其俸禄为二千石。 太尉：官名，秦汉时为全国军事长官。后历代多沿置，但渐变为加官，无实权，元以后废。 八座：封建王朝高级官员，隋唐时以尚书省的六部尚书、左右仆射合称八座，或作八坐。文昌：星名，斗魁前六星，各有名。此指道教梓潼帝君。道家谓玉帝命梓潼掌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事，因此称为梓潼帝君。 二丞：二丞为尚书左丞、右丞。管辖：管是钥匙，辖是固定车轮与车轴位置，插入轴端的销子。 曹郎：职官治事分科叫曹，隋唐时期，部曹兼置，或改部为曹;郎为官名，隋唐后六部皆有侍郎、郎中(隋代称郎)及员外郎，曹郎是郎中和员外郎的统称。 列宿：宿指星的位次;列宿指众星宿。 令仆：指尚书令及仆射。 纲维：亦作维纲，指国家法度。 便僻：或作便辟、便嬖，形容逢迎谄媚貌，或指逢迎谄媚之人。 天工人代：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这里是说尚书省的官员是代天办事。 耄：70、80岁。一称80、90岁为耄。 左右郎中：唐制，尚书左右二丞的副手。 矜能伐善：自以为能夸耀自己。 浇竞之风：浮薄躁进的风气。 一人有庆：语出《礼记·缁衣》：“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孔颖达疏：“庆，善也。” 俊乂在官：语出《尚书·虞书·皋陶谟》。意为贤能的人担任官职。 庶绩其凝：语出《尚书·虞书·皋陶谟》。意为诸事都得到成功。庶绩，各种事功;凝，形成。 知人则哲：语出《尚书·虞书·皋陶谟》。意为能鉴察人的品行才能，就可谓之明智。 元凯：《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古时高辛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称为八凯。后人于是称皇帝的辅佐大臣为元凯。文中“元凯”，指舜时的贤臣。 周召(shào)：周公与召公。周武王时的贤臣，曾辅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又辅佐成王巩固政权。 四岳：相传为唐尧的大臣。因分管四方的诸侯，所以叫四岳。 九官：传说舜置九官，即伯禹作司空，弃为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为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见《尚书·虞书·舜典》。 五臣：指舜的大臣禹、稷、契、皋陶、伯益。 十乱：指周武王的大臣周公旦、召公夷、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文母。乱，治也。 〔51〕大宛之马：大宛，古西域国名，盛产汗血宝马。 〔52〕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国;獒，猛犬。 〔53〕重译入贡：重译，多重翻译;贡，献。意谓朝贡的使者因路途遥远，语言不通，要经过多重翻译才能将贡品送到中国。 〔54〕曾参：字子舆，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学生。 〔55〕龙逄：即关龙逄，夏代末年大臣。夏桀荒淫暴虐，关龙逄多次直谏，终被桀杀死。 〔56〕比干：商代末年大臣。因劝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 〔57〕尾生：战国时鲁国人。与女子约会桥下，女子未来，河水上涨，仍守约不去，抱桥柱淹死。 〔58〕展禽：即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字季。封于柳下，谥惠。 〔59〕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临死遗命立次子叔齐。叔齐欲让位给兄伯夷，伯夷不受。二人都不登位，先后逃奔周国。周武王伐纣，二人认为是“以暴易暴”，曾叩马谏阻。周灭商后，二人以食周粟为耻，逃入首阳山采薇而食，饿死于山中。 〔60〕贞白：正直清廉。卓异，优异特出。 〔61〕励之未精：磨炼不够。励：通砺，磨炼。 〔62〕《说苑》：书名，共20卷。汉刘向撰。书中所采古事古语，多与先秦及汉初诸子、史书相出入，对校勘古籍有参考价值。 〔63〕《礼记》：书名，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亦称《小戴礼记》，以区别戴德的《大戴礼记》。《礼记》为戴圣所编选，此引为《礼记》中《礼经解》篇之辞。 〔64〕翠微宫：唐宫名。在今陕西西安南终南山中。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始建，名太和宫，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废。二十一年(647年)重修，改名翠微宫。 〔65〕司农卿：司农寺长官。司农寺掌管粮食积储、京官禄米等。 〔66〕户部尚书：户部长官。户部，官署名，唐代六部之一，掌管户口、财赋等。

【鉴赏】本篇主要是在《任贤》、《求谏》、《纳谏》等篇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唐太宗“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思想和具体办法，记录了贞观君臣在官员选用上的探讨及措施。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唐太宗的求贤若渴;二是对官员的谨慎选择和使用。

“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唐太宗在多个场合中有类似的表述。表明自己如何打破传统观念，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人才(详见名言篇“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条)。唐太宗屡屡向诸臣强调人才在实现天下大治中的重要性。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先后五次下达求贤诏书。据《全唐文》记载，有《荐举贤能诏》(卷五)、《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卷六)、《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卷六)、《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卷七)、《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卷八)。这些诏书，反映出唐太宗求贤若渴的心情。除此之外，本篇中两则事例也对此理念作出了充分阐释。其一为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的谈话。房、杜在贞观初年出任尚书左、右仆射，唐太宗认为二人的职责在于协助自己“广开视听，求访贤哲”。但是二人却忙于琐事，以致没有担负起求贤大任。唐太宗对此颇有责怪，并诏令尚书省权力下放，一般事务交由左右丞处理，惟遇“冤滞大事”才奏请仆射。如此一来，可以保证朝廷高官不必为琐务缠身，有时间为朝廷选拔人才。其二为唐太宗与右仆射封德彝的谈话。当唐太宗责怪其没有尽到举贤之责时，封德彝辩解说是因为没有见到有“奇才异能”之士。唐太宗随即驳斥了封德彝的主张：用人贵在用其所长，治理国家不是非要等找到如历史上的傅说、吕尚那样完美的人才能任用!用人所长是唐太宗的一条重要的理念。唐太宗在晚年总结自己事业成功的经验时曾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他对众多贞观名臣的任用，充分显示了他知人善任、使人尽其才的特点。如之前提到的房、杜二人，通经史、善谋划是其特点，所以适合任宰相;戴胄不通经史、“无学术”，但明于断案，所以任大理寺少卿;魏徵耿直倔强，任谏议大夫……唐太宗对于大臣的所长所短，是了如指掌的。在了解的基础上用其所长，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封德彝寻找“完人”的错误标准，会遗漏可用之才，妨碍治国大业，这是求贤若渴的唐太宗所不允许的。

慎选官员，是本篇的重要主旨。贞观君臣对于此点多有见解，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对知人之难的认识。如魏徵所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对于所任用人才的正确评鉴，从古以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因为此，唐太宗认为选用人才时，坚持一定“不可造次即用”的原则。须得慎之又慎，从多个方面、用多种方法来进行考察，以保证选拔的正确性。唐太宗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宁愿让贤才多兼任别职或者暂时从缺。

第二，强调德才兼备是人才选择的重要标准。德与才，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选拔官员的两个基本标准。但对德与才的侧重与兼顾，在不同时代里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来。一般地说，乱世重才，以求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三国时的曹操颁发《求贤令》说：“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乱世用有“才”之人来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形势逼迫之下的权宜之计。治世比较侧重于德才并重，以维护统治的长久稳定。如魏徵所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何谓德、才?司马光曾下过如下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资治通鉴》卷一)简单来说，“才”主要指官员的能力、学识和才干，而“德”主要指自身的品行和道德修养。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起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批评吏部注重“才”却忽视了“德”。以此标准，结果很可能是任用了有才无德之人。这是非常糟糕、危害极大的一种用人情况。若要在“有才无德”和“有德无才”中做一个选择，则宁选后者不要前者，这是魏徵提出的观点。可见，在才、德这两个基本条件中，德是占据统帅地位的。基于此，魏徵引用西汉刘向《说苑》中的“六正六邪说”，来具体说明“德”的考核标准(详见名言篇)。因为魏徵的发扬光大，“六正六邪说”成为中国历代选人的重要依据，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

第三，唐太宗与众臣，对如何选择人才有过多方面、深入的讨论。

先说如何能发现德才兼备的人。从隋朝开始，科举制度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唐太宗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制度，从庶族乃至平民百姓中选拔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但根据考试成绩选人，往往只取口才文笔，不了解其德行，以至于“数年之后，恶迹始彰”，百姓已受其蔽。杜如晦向唐太宗建议，借鉴两汉取士的方法来完善唐朝选官制度。两汉的选官制度，包括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即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以“乡举里选”为依据，把在乡里中德才两方面都有很高威望的人，由下而上地推荐给朝廷。察举制注重被举荐的人，必需被证明是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汉朝官员德才水平，一直备受后世褒扬。征辟制，是自上而下地选拔官员，由朝廷出面征聘有名望的德才兼备的人。不管是察举制还是征辟制，关键都是选用已被证明是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本想要采纳杜如晦的建议，遵照汉代实行“本州辟召”制度，但最终因故而中止。

唐太宗还发起过一个自我推荐制度的讨论。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表达了对众臣不举荐、自己居于深宫又不识人的焦虑，意欲通过让天下人自我推荐的方式选拔贤才。但这被魏徵所否定。魏徵的理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尚且不易，自知更是难上加难(详见名言篇)。以此方式来选拔人才，恐怕多是冒出一些愚昧昏庸、自以为是之人，因为这类人才最喜夸耀自己。此外这一制度还可能助长整个社会的浮薄躁进之风。

以贤才来识拔贤才，是唐太宗在识人用人上的一种策略。本篇中记载一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在翠微宫修养期间，任命李纬为户部尚书，但又对这一任命没有十足的把握。唐太宗是从旁人的口中探听到房玄龄态度的。房玄龄没有直接进行品藻，只是说了“李纬大好髭须”一句话，由此唐太宗判断房玄龄并不认可李纬的才干，就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房玄龄是唐太宗一直以来倚重的贤臣，唐太宗信赖房玄龄在人物品藻上的议论，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了自己的用人。他希望以这种贤臣识别的方式，帮助自己作出准确的决策。

臣下有关官员任命的各种建议，都为唐太宗所重视。贞观十一年(637年)，御史刘洎上疏批评尚书省，尤其要求精选左、右两丞和左、右郎中。刘洎认为目前在任官员出现了才干不能胜任又不秉公办事等问题，极大影响了朝政。刘洎的分析为唐太宗所认可，唐太宗随即任命其为尚书左丞。

第四，重视地方长官的择用，认为选好地方长官是让“百姓安乐”的保证。唐太宗高度重视对各地都督、刺史的考核，并亲自捡选刺史。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能依靠的就是各地的都督、刺史(相当于今天的省、地级干部)，他们可谓“治乱所系”的关键。唐太宗唯恐他们不能“堪养百姓”，所以在屏风上录下他们的姓名，以便随时看到。他们做了好事，就随时记录下他们的表现，以便量才升迁，论功行赏。这便是流传千古的“照壁观书”，而为后世帝王所津津乐道(详见附录《论〈贞观政要〉对后世的影响》)。这个作法，可谓古今一大发明。但唐太宗未能保持这一做法，因此才有了贞观十一年马周的上疏。马周批评朝廷有重内臣轻刺史、县令的倾向，认为这就是百姓未安的原因。唐太宗听后，对侍臣表示今后要亲自选拔刺史，县令则诏令五品以上京官推举。